耳病
那天,我要抱一床被子到刚装修好的家里,但因为装修时一只手受了伤,抱不了,就站在楼梯口,等有人上楼时顺便帮我搭把手。来人了,是五楼的女主人,装修期间我经常看到她从我家门口经过。
我正想着如何开口时,她已经从我身边过去了,我赶紧说:“哎,哎……”见她毫无反应,又提高了嗓门,“哎,帮我……”她转过一道楼梯,“噔噔噔”不见了。
我明白了,一定是我叫她“哎”让她觉得我素质低才不理我的。人家城市人,哪像我们农村人,叫自家男人或女人才叫“哎”呢。可是我应该称呼她什么呢?
我知道,“同志、小姐”,现在是骂人的话;“大姐”吧,把人家叫老了;“妹子”呢,有套近乎之嫌。正拿不定主意,一个男人来了,是六楼的,经过我身边时,我大声说:“你好,请帮一下忙……”他似乎同样没听见,径直上楼去了。
哦,敢情不是称呼问题,而是人家耳朵不好,压根儿就没听见。这也难怪,城市里天天马达声、电钻声、大喇叭声,耳朵不病才怪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拼死拼活到城里买房,别把耳朵也作践出个病来。转念一想,没关系,我耳朵天生就好,不怕。
可是我错了,这不,才几年时间,我的耳朵就出了状况。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耳朵有问题是在住进城后的第三年。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上网,父亲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家。父亲说:“扯谎,我把你家门都敲破了,也没人开门。快回来,我就在你家门口。”我想父亲真逗,我一直在家,他怎么可能敲门了呢?哪知门一开,父亲竟真的站在门口,满头大汗,身旁还放着两大袋土豆。
父亲显然比我更吃惊:“你真在家啊?那我敲门都敲了一支烟工夫了怎么还不开门?是不是耳朵出毛病了?”我笑了笑:“不是,我耳朵好得很呢,电脑上的小企鹅一叫我就听到了,这不,你一打电话我就接到了。”
父亲咂咂嘴又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才在门外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在敲隔壁那家的门,敲了十几下都没人开。可那人一走,房里的人就开门了……”父亲嘀咕了一会儿对我说,“儿子,耳朵是五官之首,可不能出了问题啊。”
真是奇了怪了,以前,没有人不说我耳朵比狗灵,连蚂蚁吵架声都听得清,现在怎么了?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十点多了,下着雪,街上没有行人,除了我和七岁半的女儿。走到一座大桥上时,女儿突然站住,说:“爸爸,什么声音?”我停下,侧耳四听,除了呼呼的风雪声,什么也没有,就拉着女儿要走。
女儿推开我,取下厚厚的羽绒帽子,倔强地说:“有,就在桥下,有人在喊。”我又认真听了听,肯定地说:“宝宝,真没什么声音,爸爸的耳朵尖得很呢。”说着就给女儿重新戴上帽子。
刚走几步,女儿又停下说:“爸爸,一个姐姐在喊,喊救命……”我不理她,拉着她就走——小家伙一定是最近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看多了,耳朵里大概都是这类声音吧。
第二天本市新闻说一个女孩昨晚遇害,地点就是那座桥下,时间也正是我和女儿经过的那会儿。
女儿指着我的鼻子说:“爸爸,昨晚我说有人喊救命,你非说没有,不然这姐姐就不会……”女儿说着就“呜呜”哭了,“爸爸,你的耳朵病了,到医院看看吧……”
我很后悔,但已经迟了。
那天我正在家网聊,窗子突然被人踢开,几个全副武装的消防战士从天而降,我大惊。消防战士比我更吃惊:“还有人在家啊?”说着就拉起我从窗口顺梯而下。
楼下站满了人,一位大妈看见我,吃惊地说:“你说你呀,你家刚冒烟的时候我就在楼下喊了,后来又敲你家门,你怎么就听不见呢?唉,不然哪会把好好的家都烧了啊。”
见我不说话,另一位大妈扯扯她的衣领说:“看不出吗?他是个聋子,可怜人啊……”
臀病
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坐教室的最后一排——我有我的理论:
姑且不说吃不到粉笔灰,英语老师的唾沫星溅不到脸,单说课堂上吧:谁认真听课、谁喜欢举手、谁喜好睡觉、谁经常做小动作砸小纸球、谁眼睛总是瞟某某女生、谁和谁谈恋爱等,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总之,坐最后一排,一班风云,尽收眼底。
工作后,我依然保持这个优良传统,每次开会总是坐最后一排。
我们单位是个“一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五天全体会,十天扩大会”的单位,这么说吧,我们单位的工作就是开会。
你想想,这么多会,又都是长会,总是正襟危坐,一动不动,臀能受得了吗?我则不然,趴着,靠着,斜倚着,横躺着,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仅臀部,全身都舒坦极了。
往往领导在主席台上唾沫四溅、口干舌燥、头晕眼花、天昏地暗的时候,我却盯着美女同事想入非非,或者听歌读报练书法,或者掏耳挖鼻抠指甲,或者哈喇子直流呼呼睡。
至于那些一个个看上去正人君子的男同事,谁喜欢看美女同事的臀,谁喜欢看人家胸,谁喜欢看人家脸,以及谁和谁有一腿或即将有一腿,我也一说一个准。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总是坐最后一排,所以我掌握了单位里很多不该让我知道的事,使得我们那位霸道的领导每每见了我都主动打招呼。
可是,这些都成了美好的回忆了,因为我的臀病了。
我的臀生了什么病?我说不清。什么时候病的?我左思右想,初步认为与那次有关。
那次,也不知道在开什么会,也不知道我是在研究杨美女的胸还是在琢磨李美女的臀,反正领导突然喊了我的名字,接着笑眯眯地说:“张主任,你普通话好,请你为大家念一下这份重要文件。大家鼓掌……”
我心里一“咯噔”,有心不上去,但领导都请了,还叫了我主任,其实我离主任还十万八千里呢,掌声都热烈了,再不上去就太不近人情了。
领导让他旁边的副领导让开,让我坐上副领导的椅子。我听话地坐上,不由得干咳一声,又向台下瞥一眼——天啊,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猛然袭来:
台下,几十号的人,一个个都大睁着眼,抬着头,仰视着我。我翻一下文件,他们立即齐刷刷地看向我的手;我轻轻咳一声,他们立马虔敬地注视我的嘴;我扫他们一眼,他们急忙还以崇敬的目光……
什么叫“登高望远”?什么叫“无限风光在险峰”?什么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什么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什么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什么叫“我在台上鄙视你,你在台下仰慕我”?就是这种感觉啊!
我立即意识到,这么多年,我一直津津乐道的坐最后一排的“尽览风云”是多么的可笑!
我结结巴巴地念完了那份文件,因为我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看向台下,因为我内心那种从未有过的美妙而伟大的感觉,让我总是分心。我回到了我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不料臀刚挨到椅子就疼了起来。
我想一定是谁嫉妒我上了主席台,在我椅子上放了图钉,就提起臀看了看椅子,没有。好在我的臀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就不疼了,我就又坐下,可一挨到椅子又疼了;我又站起来,不疼了;再坐,再疼;越坐越疼,万蚁噬骨、万箭钻心般的疼。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一坐上椅子,臀又疼起来。回到家,坐沙发也疼。
臀不能坐,真是怪病!更怪的是,几天后,就是不坐它也疼。
我上了医院,做了各种检查也查不出病来。后来一位医生建议我回去坐坐我们单位主席台上那张我坐过的副领导的椅子。
我不信,但权当死马作活马医,趁一次会后人都散了,我给锁门的老头一包烟,撅着臀上了主席台,往那张椅子上一坐——嘿!臀真就不疼了!
现在,我每个月都要给那位锁门的老头一条烟。夜深人静,我撅着疼痛的臀,悄悄钻进黑灯瞎火的会议室,坐上那张椅子——不论臀怎么疼,只要一挨上那张椅子就不疼了,而且每坐一次,都能维持此后两三天不疼。
当然,要是坐正领导的椅子,疗效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