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村,老孙算是个特殊人。他是天津人,当过国军的上尉连长,解放石门的时候投诚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了工作,在我们这里的供销社上班,“文革”一来,就因为有当过国民党兵的经历,被下放到我们村。
老孙那时候六十来岁,个子矮,背微驼,说一口天津话。他眼睛小,只窄窄的一条细缝,几乎看不见眼仁,像是永远睡不醒,看人时往往仰着下巴,很费力的样子。他住第二生产队马房。马房,就是养马、骡子、牛之类牲口的场所,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马房,这也是生产队的办公室。二队的马房在村南,七八间矮矮的土房,墙体挺胸凸肚,门窗大部分破损。其中两间是相通的,其他都是单间。老孙住一间,饲养员住一间。老孙把房间唯一的小窗户用砖头封上,即使大白天里面也黑咕隆咚的。相通的两间属于“司令部”,社员开会使,有土炕,铺着破旧的炕席,靠墙垒有给牲口炒料使用的锅灶。小时候,我爹就经常带我来马房开社员会,开会的时候,往往正赶上饲养员老侯炒马料,大灶烧火,土坑热得烫屁股。老侯用大铁锨“哗哗”翻炒着黑豆,火候差不多了,会铲起半铁锨往炕上一撒,说:“吃啵!”
老孙的户口并没落户我们村,所以他算不得正式村民,老孙好像有工资的,所以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老孙给生产队拾粪。生产队也不亏待他,每年供应他必须的粮食。
老孙每天老早起身,骑自行车去拾粪。老孙的自行车是那种老式车,没挡泥板,也没闸,控制车速全凭鞋底摩擦前轮。后轱辘两侧绑两个粪筐。走时粪框空空的,傍晚回来一准满满的。
老孙拾粪回家,必经南大街,这时候大街上的孩子们往往会多起来,大家在专门等老孙回来,因为老孙回来会给大伙发烟卷儿。
见着老孙远远地骑车回来,孩子们便呼啦围上去把老孙截下车,手一伸:“老孙,烟。”
老孙并不吸烟,但总是备半盒烟卷儿,他并不会乖乖地把烟拿出来,他先操着一口天津话给人们讲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等等。但孩子们不管这一套,只是喊“烟”。老孙无奈,磨蹭半天只好拿出来。多则三五支,少则一两支。孩子多不够分,再要,老孙就一副哭相,一个劲说“没了没了”,这时候孩子们便让他背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肯放过他。
除了拾粪,老孙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只偶尔和饲养员说几句话。他喜欢看书,但只看毛主席著作,晚上点着煤油灯学毛选,遇到雨天不能外出拾粪,便坐在门口认认真真学。他对毛主席的文章几乎达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孩子们截烟的时候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也算让他大展才华了。
老孙还有一个能耐——画画。
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老孙会画画的。反正我们队里的好多社员都让老孙画过。特别是那些爱凑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得了闲,见着老孙,便说:“老孙给我画一张。”老孙从不拒绝,每次都说:“好!”老孙画的是素描,拿一铅笔头,也不管什么纸,报纸也好,包点心的草纸也好,随便找来就画。那时候老孙就如同换了个人,神情很专注,细细的小眼睛瞄人一眼,“刷刷”几笔,再瞄几眼,又几笔。画完一看,和本人很像。人们都惊呼,问:“老孙哪里学的?”老孙说:“我上过美术学校。”顺着他话茬往下问,才知道老孙是投笔从戎的一类。
老孙在我们生产队的这些年,不招谁不惹谁,除了小孩子截他几支烟,没人欺负他。人们常常看着老孙画的画说:“老孙文武双全,好能耐呢,要是一开始不加入国民党,早弄个师长司令干了。”
然而,能耐人栽在了能耐上。
那几天,饲养员老侯病了,他儿子候二替爹喂牲口。侯二是个“三只手”,那天见老孙的屋门锁着,心里一痒,就去撬锁,锁是那种老式土锁,侯二用细铁丝一拨就弄开了。侯二进屋翻腾半天,实指望弄盒烟抽,不过烟没找着,却从炕席地下摸出一叠画稿,侯二一看,眼立马就直了。一张张翻看,侯二的眼珠子就差点蹦出来——画的都是各种动作的光屁股男女……侯二似乎觉得这些人哪里见过,拿到窗前看仔细,就一个个认出来了——都是村里人。
侯二感到事情重大,挑了几张女人的画像揣到怀里,把其他画稿又放回了原处,然后走出屋子,把锁重新锁上,一溜烟去公社派出所报了案。
老孙回到家,等待他的是几个警察和一群看热闹的人。警察把那画稿朝他一扬,冰冷的手铐就铐在了老孙手腕上。老孙在人们一声声老流氓的骂声中被带走了。
老孙咋就能看见人的光身子?就怀疑老孙一定是截了什么高级透视镜之类的东西。继而连想到,他那双“瞎”眼之所以不敢睁大,一准是怕发现他眼里藏的东西。一群人就到老孙屋里翻找,犄角旮旯翻遍了,老鼠窟窿都没放过,也没找出老流氓的作案工具。
老孙最终因流氓罪被判了有期徒刑,第三年,就死在了劳改农场。
侯二私藏了一些画有光屁股女人的画稿,时不时拿出来欣赏一下,一个月后,才按图索骥,每张五个鸡蛋,把那些画恋恋不舍地换给了真正的女主人。
谁都不会想到,这些女人在愤愤大骂一通老孙后,并没有把自己的光屁股画烧掉或撕掉,而是都偷偷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