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就是好,没几天,砖头、水泥、钢筋、河沙、鹅卵石等等,都已备齐。正当我想喊人动工建房时,突然想到还缺几个立方的木材。
老婆说,那还不容易,独山上有的是树。独山,是我家的自留山。几年前,木材价格猛涨,想砍几棵树卖,但就是弄不到砍伐证,最后只好作罢。
这次修房,弄几个立方的砍伐证.应该没问题吧。我信心满满地直奔乡林业站。林业站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们直摇头,说今年的砍伐指标早没了,要等到明年才能有。
其它材料都准备好了,不能等啊。我求他们想想办法。真的没办法了,看我不肯走,他们有点儿生气地说。
我泄气地回到家里。老婆说,可能是我们没关系,才弄不到指标。
老婆说,德叔不是村长吗?找他可能有办法。我一拍脑袋,是啊,村长不也是个官吗?德叔是我的一个远房族叔,虽说平常来往不多,但关系一向不错。
我备了好酒好菜,请来德叔。三杯酒下肚,德叔问有啥事要帮忙。我举杯敬他,问他是否能弄到几个立方的砍伐指标。他说明天同我去一趟林业站就行了。我提醒他,林业站指标早就没了。他嘬一小口酒,说,这我知道。我不再多言,只有一杯杯地敬他酒。
跟着德叔走在去林业站的路上,我想,小小的村长真的能弄到指标吗?
来到林业站,敲开三楼的一扇防盗门。开门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德叔亲热地喊他“刘老弟”。年轻人呼德叔为“德兄”。我知道,他就是刘站长了。站长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抱歉地说,真是不巧,几天前指标就没了。德叔说,正是指标没了,才来找刘老弟您帮忙啊。刘站长苦着个脸说,办法难想啊。德叔说,老弟,办法虽难,也得想啊。德叔与站长拉了一会儿家常,站起来向我使了个眼色。趁德叔向站长告辞,挡住站长的视线时,我悄悄地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放在了茶几上。
回到家后,我一天天地在家等指标。可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红包不小呀,难道真没指标了?
德叔来了,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二傻。德叔问我,你去哪?我说去独山砍田坎上的枯柴干草,为春种做准备。德叔说,那我和二傻同你去。这事怎能劳驾德叔您呢?我阻止他。德叔说。不要你给开工资呀,晚上只在你家里喝点儿小酒就行了。我还想阻止,德叔已经带着二傻往前走了。
德叔打柴割草,向来就是一把好手,田坎上的枯草,一会儿被他放倒一大片。他只低头吸着烟,割着草,沉默着,对指标的事一字不提。
我们干活时,二傻在田塍上傻笑着。
中午,起风了,独山上的树叶翻飞。突然,德叔身边的枯草冒起了烟。我喊,德叔,注意不要把山烧了。德叔似乎没有反应。等他反应过来。烟已经变成了小火。等我冲过去时,小火已成了大火,并向四处蔓延。我和德叔各自砍了一棵小树扑打,可是,已无回天之力。二傻看着大火,笑得更傻了。
独山虽然只是焦黑了一小片.那我也心疼得泪流满面,我在心里恨死德叔了。德叔说,不就是烧了你几十棵树吗?又不是烧死了你爹。下午,我没有请德叔喝酒。我躺在床上,吃不下饭,老婆把我的饭给二傻吃了。
冷冷的月光照在床上,老婆一声声抱怨,德叔也真是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回你肯定会被拘留的。
我在家里忐忑不安地等了好几天,最后等来的不是林业警察,而是林业站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让我带他们去独山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去问德叔,按《森林法》,我会被拘留吗?德叔说,是二傻不小心把烟头丢在枯草里,导致起火烧山的,与你有什么关系?要去拘留,只能让我去,二傻不能去,二傻是帮我干事,理应让我承担责任。德叔安慰我说,没事的。
可是没过几天,还是出事了。
一天上午,一辆警车开到村口,几个警察直接去了德叔家,然后把德叔带走了。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已是下午了。我放下柴刀,直奔乡里。我要搭车去县里,替回德叔。
在乡车站等车时,听到有人叫我。转身一看,这不是德叔吗?我惊讶地问,德叔,你不是去县里了吗?德叔没有给我解释,却笑嘻嘻地说,刚才我从站长家出来,你的砍伐指标下来了。
“你说什么?我的指标?下来了?不罚我,不拘留我,反而还有指标?”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德叔说,独山上的树。你可以合法砍伐了,那树虽然遭了大火,但只烧坏了一点儿皮,用来建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我想不到“坏事”又变成“好事”了。只是我脑子迷糊,这事是咋变的呢?
晚上我喊德叔喝酒,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警察把德叔只带到街上,让他找到二傻,然后把二傻带走了。带走二傻,是站长的意思。德叔说。二傻在拘留所有吃有住。不比吃别人家的潲水饭,住破屋强吗?而我那砍伐的指标,是因为树既然烧死了.不可能不砍伐,所以指标就来了。
房子盖成那天,德叔带着红花从乡里回来:舍身救山火成为典型村长,全县村干部都向他学习。德叔成名人了,去县公安局毫不费力地把二傻要了回来,一个傻子谁能把他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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