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下放到向阳大队的知青共有60人,既有本地的,也有上海和周边县的。大队部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成立了知青创业队,每天与村民一道出工劳动。
知青群落里,藏龙卧虎。为了当先进,大家都争先恐后,积极表现,方式是五花八门,有早起帮大队割牛草的,有出工时专捡重活脏活干的,有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的,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偷偷把家里寄来的吃的用的,送给大队支书,换取支书的好感和表扬的。唯有刘大毛是个例外,此人是上海下放知青,个头不高,其貌不扬,据说家境非常困难,下放半年来,就从没看过他收到一次包裹和信件。也许正因为如此,刘大毛一开始就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式,每天别人上工了,他还赖在被窝里,就是出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只找个向阳处晒太阳,叫他锄草,他尽锄苗,叫他插秧,也是敷衍了事。时间一长,再也没有知青愿与他搭档干活,他也不在乎,乐得清闲,只管睡他的觉。他不光是懒还偷,知青的日子很苦,都是城里来的,头次吃这样的苦,谁都觉得难受,但大家都抱着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态,咬着牙坚持,并以吃苦为荣,刘大毛却吃不了这个苦,创业队里谁家寄来了吃的,他也要半夜去偷点吃,村上偷鸡摸狗的事他都做了个遍,村民们对他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抓到了也那么回事,又不是什么大事,谁也没办法。知青们不愿与他一起过了,告到支书那,支书只有把老祠堂腾出一间,让刘大毛一人住。刘大毛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比乡下的叫花子好不了多少。
年终决算,别的知青都有几百上千工分,刘大毛却是负二十六分。因为,创业队有些公共事务或集体活动,比如帮厨、学毛选、赛诗会什么的,是要计工分的,他都不去参加,只有倒扣分。过年,只有靠大队的救济才不至于饿死。
很快,刘大毛在大队、公社都有了名,大队支书、公社革委会主任逢会必讲刘大毛,把他作为反面典型,教育知识青年。
一晃两年过去了,刘大毛破例回了一趟上海,说是他妈妈病了。过了正月十五,刘大毛回来了,这次,他理了发,穿上了一套干净的旧军装,见人就笑,显得精神气十足。回来的第一件事,他找到大队支书,表决心似地说,这次回家,他沿途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革命群众蓬勃的朝气,深受感动,同时也深刻反醒自己,两年来简直是虚度光阴,因此,从现在开始,他要洗新革面,重新做人。
从此,刘大毛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早早起来,第一个上工,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还帮着别人干活。夏日“双抢”,为了赶在暴风雨到来前打清稻谷,他硬是累得当场中暑,倒在稻田里。生活中,刘大毛变得勤快起来,小小祠堂被他收拾的一尘不染,身上总是干干净净,那些偷鸡摸狗的毛病也彻底改了,遇到困难知青,他还主动把自己的粮食给别人。刘大毛在知青和群众眼中的形象好起来了,知青们主动要求刘大毛回创业队生活。年终决算,刘大毛一人创下了3000工分的高分纪录。大队支书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夸刘大毛,说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而刘大毛总是谦虚地说,都是支书和革命群众教育的好,在农村,通过大家的帮助,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刘大毛的事越传越远,周边大队支书开始拿他当成教育本地落后知青的样板。传到公社,公社革委会主任一听,大腿一拍,真是太好了,我们正需要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东风感召下,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当即派人把刘大毛叫到公社,专门召开了全公社干部和各大队支书会议,让刘大毛在会上作报告。刘大毛不负重望,出口成章,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自己是在公社革委会的帮助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才提高认识的,从而脱胎换骨,坚定了正确的人生目标,沿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方向前进。革委会主任非常满意,把他推荐到县里,在全县大礼堂做报告,引起轰动,连市报、省报记者都来采访他,从此,常常有人请他去作报告。整整一年时间,刘大毛几乎没有在向阳大队呆过,而是在各地巡回作报告,吃香的喝辣的,令创业队其他知青羡慕不已。
不久,开始推荐优秀知青上大学。首批向阳大队只有一个指标,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拍板,非刘大毛不可。就这样,刘大毛成为了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工农兵学员,是60位知青中第一个离开创业队的。
欢送刘大毛那晚,他喝了不少酒。醉倒之前,刘大毛说,谁他妈的不想做好人,你们以为我真想做坏人吗?我知道,在坐的许多人都比我有知识,比我有路子,家境比我好,谁都应该比我先回城,我只是适时包装了一下自己而已,而恰好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的包装。
说完,刘大毛当场醉倒,也不管大家听懂没听懂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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