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

在古城，于济之是个有名的中医。他出名很早，大概二十岁出头就名气很大了。他家世代为医，于济之七岁就在父亲的督教下，开始识别药草，研习汤头歌诀。到十二三岁就随着父亲一起去出诊，先由他望、闻、问、切，父亲再复诊一遍，然后边开处方边对他讲解用药的奥妙。晚上在灯光下，父亲再让他把白日所见识的病状、所下的处方，通过回忆一一记录下来，他往往可以记录得丝毫不差。苦学苦练，寒暑不断，于济之十八岁就单独出诊了。父亲年纪也大了，在家看门诊，免去奔波之劳。

　　使于济之名声大振的是他治好了一个稀奇的病例，而且处方中用了四钱砒霜。砒霜可是毒药啊，于济之却用了，分量又如此重!

　　患者是乡下的一个农民，腆着很大很大的肚子到了于家。那时于济之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于济之正在庭院里浇花，一盆盆的兰草长得挺秀丽。他放下水壶，把一身风尘的农民让到客厅里，泡茶、递烟，然后闲聊。再切脉，寸、关、节，细细揣摩。说：“你回家好好养息一个月再来，吃点好东西。”农民满脸凄惶，掉下一泡泪来。于济之明白了他的苦处，便送了他几块光洋。“放心，这病我可以诊的。”于济之送出门时，又安慰说。

　　一个月后，那个农民又来了。于济之让他住在家里，静观了几天，然后下了一处方，内有四钱砒霜!他亲自去药店买药，亲自下厨熬药，看着病人把药喝下去。一个时辰后，病人肚腹剧痛，在地上翻滚，接着上吐下泻，吐的是淤血，泻的是一种红头小虫，弄得满屋狼藉。于济之和妻子安置好昏迷过去的病人，再清扫脏物。病人醒过来时，轻松多了，再灌下第二道药汤，又上吐下泻，病人再度昏迷过去。

　　于济之切了切脉，说：“成了!”

　　病人的大肚子凹了下去，又在于家养息几日，欢天喜地回家去了。

　　于济之有了一个雅号：于砒霜。这绝无贬意，表示出同行对他下的这味药的钦佩。古代诗人词人因有某句诗词写得好而得雅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写愁苦而用了“梅子黄时雨”的“贺梅子”，以及“张三影”之类。

　　于济之活人多矣。

　　解放了，古城有了中医院，于济之虽是党外人士，因医术高，医德好，便当了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兼院长是一个转业干部，叫伍大胜。伍大胜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工作勤勤恳恳，只是作风有些简单。他对中医持怀疑态度，觉得没有西医科学，他有病就去看西医，但他口里从不流露出来。

　　大鸣大放的时候，伍大胜奉命召开座谈会，请大家给党提意见。于济之自然参加了，他从心底里认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其他人也是这么说。伍大胜显得有些焦躁，他这些日子一直带病工作，脸色很不好。

　　于济之突然说：“伍书记，你有大病，别不相信中医!”

　　伍大胜一张脸涨得通红，说：“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不懂中医?”说完，一扬手走了。

　　不久，于济之成了“右派”。

　　伍大胜真的病了，西医看了不少，总不见起色，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于济之找上门去，说：“伍书记，让我试试。”

　　伍大胜沉默不语，伍妻却说：“于大夫，你下处方吧!你是个好人。”

　　几剂药后，伍大胜的病情大有好转。

　　伍大胜说：“于大夫，我好糊涂。”

　　于济之连忙摇摇手：“别说了，别说了。”

　　于济之虽当了“右派”，但没有撤去他的副院长职务，这与伍大胜的奔走有关。伍大胜向上级反复说明于济之认识态度好，知错就改，医德、医术都佳，留任可以体现党的团结政策。

　　在以后的日子里，于济之和伍大胜成了很默契的朋友，虽说表面平平常常的，但．彼此在心里都很敬重对方。伍大胜在业余开始钻研中医理论，在两人单独相处时，虚心地请于济之释疑解惑。这种情形似乎为上级所觉察，伍大胜居然再没有提拔，“困”在中医院了，但他不后悔。他觉得和于济之共事，学到不少东西，于心足矣。

　　到了“文化大革命”，于济之和伍大胜都成了“走资派”，但于济之还多一份殊荣——反动学术权威。白天参加劳动，夜晚接受批判，于济之心绪很坏。他想不通的是那个“于砒霜”的雅号，成了要毒死无产阶级的公开宣战，因此身上落下许多伤痕。

　　于济之病了。

　　他给自己开了处方，内有一味药：砒霜，而且是四钱!

　　他对伍大胜说：“我内毒攻心，必以毒攻毒，麻烦你去药柜配药来。”

　　伍大胜一看处方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去配药。”

　　他悄悄告诉司药员，将砒霜换成滑石粉，用纱布扎好，结了个死结(凡粉状药物，熬煮前必用纱布扎成一团)，放在其他药中间。然后拎着一纸包中药来到于家。

　　这是个阴雨绵绵的日子。

　　于济之让妻子去熬药，熬好了药，迫不及待地喝下去。

　　伍大胜一直坐在客厅里，跟于济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一个时辰过去了，于济之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出了一身大汗，他疑惑地看着伍大胜。

　　伍大胜走过来，说：“于老，砒霜我换成滑石粉了。你好糊涂，怎么想走绝路!这日子长不了，好多人都等着你看病呢，你这么好的医术带到土眼里去?”

　　于济之大哭起来。

　　于济之精精神神地活了下来。

　　“文革”后的第一件事，于济之与伍大胜商议，在中医院并了一个中医理论研讨班，每晚七时至十时，由于济之和院里的老中医讲课，学员来自城中各处。

　　第一堂课，于济之讲的是“关于砒霜在处方中的运用原理”。

　　坐在第一排的有伍大胜，戴着老花镜，认真地做着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