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

　　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只当抑郁是个感冒”,但当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时,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

　　

　　“中产”的焦虑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每平方米超过50美元,堪比纽约。2005年,高林应聘到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

　　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

　　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的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少努力。

　　“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儿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

　　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

　　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价值裂变的时代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

　　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灵危机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

　　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

　　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

　　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

　　“烦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

　　

　　寂寞都市的关系危机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

　　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