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世界杯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拉”。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及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中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的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儿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100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来访的大多数记者也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31岁的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

　　

　　“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杯开幕后的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多数时间里,邬奕君都待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呜呜祖拉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的数量逐渐增加到几万个。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并且点名要“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回复:对方下了订单,购买数量是150万个。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4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30多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原来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要在电脑前坐到凌晨1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每天,由他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汽车,运上省道,然后再驶入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遥远的世界杯赛场。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