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洁癖”是怎样炼成的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有30%多的学生选择环保。”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让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说。

　　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在记者面前摊开一份详细的课程安排计划，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他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记者谈话间，他便接到一个环保组织的电话，向他推荐在工业课、农业课里融入环境教育的活动。

　　现在，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了。”国分重隆指着手里的文部省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感叹道。

　　

　　那一场日本教育大辩论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放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刚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0世纪80年代，日本正经历着著名的经济泡沫时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场盛行投机热潮。“所有人都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房贷利息6%都觉得能还。”38岁的东京妇女早川美妙子说。

　　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日本环保启蒙运动

　　2010年9月15日，学习院大学教授走访哲郎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教科书，其中一本是几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它们集中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

　　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是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叫做“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走访哲郎说。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了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尽管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你闭眼睡觉了，电视机就会自动关闭。“企业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选不含氟利昂的产品。”“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