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旭日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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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他的视频，有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时，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见他的时候，他俩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

　　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原来，他是一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时，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俩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颜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感冒了，嗓子有点儿哑，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儿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那种感觉非常来劲儿，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地吵着，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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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有这种劲儿的人少。他44岁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的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他看来看去，“我就想，这7个音，1，2，3，4，5，6，7，只有6根琴弦，怎么能发出7个音？当时挺纳闷，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才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但在农村里，像他这样拿把吉他唱歌的人，长一辈的人都说是二流子。可他并不在意，说：“管他干吗，我还是弹我的。那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我们就在马路上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制伏了——人都得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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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苹果园，种了100多棵苹果树，种得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没两年苹果树都死了，他就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他年轻，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想绑多宽绑多宽，然后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就都长出来了。”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晚上他们几个人坐在苹果地里，抱着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站那儿听，有的骑着自行车直接就从马路下地了。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人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儿晃悠。

　　和媳妇第一次见面，他就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他们有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他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可是，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到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去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不让，他说：“那我也得走。”那时候，就好像有个东西勾着魂，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

　　歌舞团一共13个人，搭台、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了头，穿着皮裤、高跟皮鞋，还有一件红色的衣服，这就是他的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出，他刚往台上一站，底下就有人认出他来：“哟，那个是卖苹果的！”他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时，底下人接话说：“你早就该走了，卖什么苹果呀，好好唱你的歌吧！”

　　到了春节，他回家带回20块钱，里头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通红，裂着大口子就回家了。那时候感觉家里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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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100个碗。“碗是干净的，摆成一排，调好的料放在桶里。我们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冲这边过来了，赶紧盛汤，馄饨往里头一扔，噼里啪啦的，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端完一轮又端另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儿，回家，睡觉。”

　　后来他们又卖过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蛋糕来格外有股香甜劲儿：“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有的人加面粉多，鸡蛋少，或者用糖精什么的，我就用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不主张两分利。”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买东西，带着老婆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跟哭似的。后来我又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我老婆说这个行，挺好玩的。”

　　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儿。20世纪90年代末，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靠卖力气挣钱，一天10块钱。“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地弄，一头一脸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100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在大山里，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那时他唱的是“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他算一会儿100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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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