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个节日

　　201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凌晨，6点。

　　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出北京宣武医院，冲进茫茫夜色。车上护送的，是一个肝脏，它刚刚离开陪伴了59年的主人，现在要继续前行，去履行一个庄严的使命，延续另一个垂危的生命。

　　在救护车身后，宣武医院里，数名医生正神色凝重、细心而完整地缝合着一个已经没有肝脏的胸腔，胸腔中的心脏已于两个半小时前停止了跳动。救护车一路疾驰，驶向天津武警医院。那里，一盏水银灯下，一位等待肝脏移植的病人静静地躺着，医生正在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能呼吸时，就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我要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像接力那样传递给别人。只要我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当最后离开现实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那位59岁的逝者，盖着自家的羽绒被走了，却留下了他的脊椎、大脑以供医学研究，留下他的肝脏给濒临绝境的患者带去生机。

　　彻骨的寒夜，刹那间被一个依然温润鲜活的肝脏温暖，被一个叫史铁生的名字照亮。

　　

　　曾被命运击昏了头

　　

　　史铁生年轻时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然而，“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17岁中学未毕业，史铁生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回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永久高位瘫痪。20岁他便开始了轮椅上的人生，与各种病痛周旋了30多年。

　　十几年前他肾病加重，转为尿毒症，必须频繁地做肾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只有中间不做透析的几天上午可以做一点儿事。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曾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3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

　　病痛的长期折磨使他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常常会突然狂暴地捶击自己，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母亲就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事实上，这个时候母亲的肝病已相当严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可她将儿子瞒得紧紧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开了，母亲用央求的口气说想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难得地答应了。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然后就出去做准备了。他怎么会想到，母亲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亲被送进医院，昏迷前的她留恋的不是自己49岁的人生，而是挂心自己的孩子：“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的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在被命运击昏了头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其实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20岁的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

　　史铁生这时懂得了母亲临走前未说完的那半句话：“你与妹妹俩人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有一次他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朋友问他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史铁生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他对朋友坦率地说：“我那时就是想写出好文章来在报刊上发表，然后让母亲看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铅字，让别人羡慕我的母亲。”当史铁生的头一篇作品发表时，当他的头一篇作品获奖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看到儿子用纸笔在报刊上撞开了一条小路。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地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1000多次针刺的手臂上，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人

　　

　　评论人潘采夫曾经去接史铁生参加一个活动，看见他“那么瘦弱”，就提出要把他抱进车里。但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直到现在，潘采夫仍然记得这个作家“努力地抓着把手，靠臂力把自己一点点挪进车座”的样子。回程时，史铁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费劲地举着一个小垫子，想挡住西晒的阳光。

　　“这一趟可能透支他好几天的精力，我看着，揪心极了。”潘采夫说。

　　可是，在朋友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不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轮椅，在这座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