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们的别样“身份”

　　从章子怡“高调”同国家话剧院续约开始，人们发现，很多大明星都不是“个体户”。

　　章子怡、唐国强、张丰毅、孙红雷、陈建斌、李雪健、陶虹、辛柏青、袁泉、刘烨、朱媛媛等人，是国家话剧院的职工；濮存昕、宋丹丹、胡军、徐帆、梁冠华、杨立新、冯远征、陈小艺等属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葛优的单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而凭借《武林外传》等成名的闫妮、沙溢等演员来自空政话剧团，姚晨是西影艺创中心演员剧团职工，范冰冰则是西影演员剧团的副团长。

　　“明星们希望保留一个国有单位的身份”，编剧、影评人程青松向媒体坦言，“这种身份在关键的时候就是‘护身符’。”

　　与电影明星纷纷抱住国有单位“铁饭碗”形成反差的是，过去1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主要是靠民营资本拉动的。

　　

　　身份的奥妙

　　

　　2000年，郝蕾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2001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成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郝蕾也成了国家话剧院的职工。

　　“我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实验话剧院，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郝蕾说，“实验话剧院每年收取的学生非常少，我是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离北京也比较远，而且可能几年才有一个学生被分配到北京来，非常不容易。何况我是96级毕业生，那年的竞争非常激烈，章子怡、袁泉、秦海璐都是那一年过来的。”

　　2010年7月，国家话剧院改革演员管理制度，推行“演员全员聘用制”，规定所有签约演员必须首先把话剧院的工作安排放在首位，如果要外出接演影视剧，需要告知话剧院，并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包括章子怡在内的国家话剧院的所有演员都签署了这个协议。

　　“我也签了。”郝蕾说，“我是艺术院校毕业的，学话剧的，所以对话剧很有感情。”

　　“院团职工有养老保险，经纪公司就没有。比如在谈合同的时候，有单位的演员，剧组总是觉得安全点儿，没单位的，剧组就怕演员违约。”程青松说，“有些体制内的评奖，比如文化部的一些奖项，演员获奖后片酬就会提高，可是没有单位的演员就无法参加评选。”程青松就职于中国电影家协会影视创作中心，他说，他找单位就是为了落户口。

　　“这是体制问题，这个体制内存有大量福利。”原西部电影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延艺云说，“打个比方，所有的人都希望分房子、评职称、办医保的时候是国有厂的职工，而挣钱的时候是民营公司老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在某些方面，国有厂会有一定便利条件和优势，比如评奖以及一些政策性支持；而民营公司在这些方面虽然没有政策上的明确限制，但在政治待遇上与国营机构仍然有一些差异。身份偏见、身份歧视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各个行业中，不同所有制都没有完全实现真正平等。”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大家重视的是更好的机会。我们剧院有很多大明星，到外面排戏，剧院会收取‘劳务费’，比例还好，比经纪公司的抽成比例要低。”郝蕾说。

　　

　　墙内墙外

　　

　　据媒体报道，2010年11月，西部电影集团副总经理、主管西影演员剧团的艺创中心主任赵平说，鉴于范冰冰近几年取得的业绩，她将继续担任西影演员剧团副团长。

　　有人质疑范冰冰只是回来开了几次会，没有做什么具体工作。对此，赵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电影工作的特殊原因，让范冰冰天天回西安到剧团坐班是不可能的。但她为西影传回了大量的电影最新信息，为新电影策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8年11月8日，影视演员范冰冰被任命为西影演员剧团的副团长。对此，延艺云向记者回忆：“很现实的，就是吸引眼球。我们这些厂长和一线演员都是项目合作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的第一感觉是，西影过去靠电影品牌、名人效应、演员效应，现在西影人都被别人签走了，有名演员、名导演是西影的，也是好事情，就是眼球经济、吸引注意力嘛。从我的角度考虑，范冰冰加盟是我们乐见的。”

　　20世纪80年代，西部电影集团的前身——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出了《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等影片，集中了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滕文骥、吴天明等创作人员，获得了不少荣誉。

　　与此相伴的是，根据《中国电影年鉴》的统计资料，从1979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以每年10亿人次递减。仅1984年～1985年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电影观众人数的下降，影响了电影厂的收入。

　　文化体制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韩永进撰文指出，从1978年到1992年，文化体制的弊端主要包括：在总体布局上，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层层建立专业文艺团体，重复设置，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在结构上，单一公有制下，全部文艺团体均由国家财政包起来；在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演不演戏、演多少场戏、演出水平的高低（作品水平的高低）与收入没有联系；在人事制度上，没有正常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行政化，机关化，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难得到发挥。

　　一些人开始“冲出”国有单位的院墙。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滕文骥1985年停薪留职，来到深圳，拍了《飓风行动》等两部娱乐片，“成了80年代的万元户，非常牛。”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发布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电部1993年3号文件）提出：“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知识、经验比较缺乏，加上制片、发行、放映之间各自的局限性，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电影事业这个整体的凝聚力。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包括影院、农村放映队及电影、录像播放电影的观众）；检验电影市场发育如何，要看社会、经济两个效益。”

　　西影厂的业务骨干，有的南下深圳，有的去了北京。滕文骥后来到了北京，组建了北京创世纪影业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和制片。西影集团退休副总经理丁晓鹏回忆说：“有一段时间，西影厂有几百人在北京打工。”

　　“作为一个电影厂，人员流动是正常的，但总要固定一批人。”将范冰冰“引进”到西影的丁晓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陕西这地方也挺怪的，在20世纪80年代能笼络一部分人才，干得风风火火，但现在呢，能干的都跑北京去了。为了让西影有所起色，就决定先从人才入手，于是让范冰冰、姚晨、余男、张嘉译他们都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