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诗人是一种志业

　　68岁的席慕蓉并没有想到，自己竟影响了几代人。

　　2011年，她在内地做了很多次演讲，从上海作协到复旦大学，从“诗教我的事”到“原乡和我的创作”，从容纳40人的小会议室到容纳400人的大报告厅，席慕蓉受到自60后至90后的夹道欢迎。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开始前3小时，会场就已被贴墙而立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加上临时分会场，共1000多人围观，另有2000多人守着看视频直播。

　　《以诗之名》是席慕蓉第七本诗集，离第一本诗集《七里香》的面世已隔了整整30年。

　　时过境迁，恩爱成灰，与原乡的情缘……提及这些，席慕蓉数度哽咽，年近古稀的她像小女孩儿一样，边抹眼泪边自嘲：“我说过我要成熟的。”但她没忍住，心里那个最真的自己又跑了出来。

　　

　　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年轻时，席慕蓉就爱读《古诗十九首》，现在想想，“相思离乱”的种子，其实伴随了她一生。

　　“10年前我觉得自己写的都是‘思君令人老’，后来发现都在‘岁月忽已晚’里；我慌乱无知地错过了我的人生，还要继续错过，怎么办？只好写诗来弥补。”

　　这种情愫与很小就开始辗转他乡不无关系。1943年，席慕蓉生于抗战末期的重庆城郊。“那时，年轻的父母离开故乡内蒙古，在遥远的南方把孩子生下，尽所有努力在乱世里给我们一个安定的童年。”

　　此后，因为时局所迫，全家从四川到南京，又由上海南下广州，再至香港、台湾。儿时的她，隐约间感到外界惊涛骇浪，却道不清那抹阴影。

　　“2003年，我和弟弟约在香港见面，去找从前的老家。看到弟弟站在那里时，我才忽然间明白为何会害怕。1949年跟着父母到香港，码头上，父母给我们穿上厚衣服，里外好几层，每个孩子都给个金戒指，5岁的孩子从没见过金戒指，互相炫耀。当时觉得很奇怪，妈妈为什么在每件衣服里都写上我的名字？后来才明白：如果孩子丢了，有人捡到，会看在金戒指的份儿上把他养大。”

　　她在香港读的小学，那时候，“街上有很多难民，但香港人不排斥”，所以，她一直很爱这地方，努力学粤语，想和同学打成一片。但因为年纪小，被同学笑称为“白痴”，也就从那时候起，她终生都带有一种自卑感。

　　搬到台湾后，她考上初二插班生，“但站在门口，总觉得我永远在那个团体外面，因为他们都有了各自的朋友。”“因为寂寞”，她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因为那是“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能让我健康成长”。

　　1956年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习画后，她以笔名“夏采”在校刊上发表诗文，1978年，她给《皇冠》杂志写专栏，开始用“席慕蓉”这个名字。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曾是她的领路人。当年席慕蓉曾把诗稿投给痖弦，投稿刊登后，“收到他的回信简直受宠若惊。”后来，她又“很不懂事地”给痖弦寄了30首，“他给我每首诗打钩，喜欢的打3个，还有打一两个的，不喜欢的就不钩。他一直提醒我，不要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大量写，这对你是个伤害。”

　　如今，她还会把新作拿给痖弦看，“他很鼓励我，说我是不知不觉地回到原乡，诗里才有这个境界。”痖弦的话她铭记在心：“唯一可以跟时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诗了。”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席慕蓉的外婆孛儿只斤·光濂公主，是位能骑擅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属于吐默特部落，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在我童年和青少年岁月里，她和我父母一起，为我指引原乡。”也正因此，席慕蓉虽未在草原出生，但一直魂牵梦绕着那里。她知道，那里有她的根。

　　外婆常和她说起一条“希喇穆伦河”，事实上，她的蒙文名字穆伦·席连勃，就是“大江河”的意思，慕蓉即穆伦的译音。

　　“我会说国语、粤语、英语和法语，可是却不能用蒙古语唱完一首歌。”与系着自己根的那个原乡隔离，曾让她深深遗憾，直到1989年8月1日的解禁。“解禁20多天后我就回大陆了。台湾的朋友不解：你为什么要回去？我说，我等了40多年，非回去不可。”

　　她先坐飞机到北京，“一早跑到西直门火车站，然后坐草原列车到张家口，路上听人说宣化到了，我就想到以前妈妈说宣化的一种马奶葡萄最好吃了。”每一个熟悉的名字，都是与原乡的点点维系。

　　从张家口往蒙古高原走，“走一段平地，上一段陡坡，周围的风景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可是突然之间就到了蒙古高原。它起起伏伏，长满了青草。”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她突然就在车上叫起来。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草原！她这才明白，父亲在德国时，为何那么怀念“眼前一无阻挡的风景”。“几十公里外，有人骑马过来，宝蓝色的蒙古袍子，系着金红色的腰带，我看不出马儿的颜色，看不出他的五官，但我看到他的腰带在闪光，就像针尖在太阳下发出光芒一样。”那是一位堂兄来接她，还递上了一碗奶茶，“一尝我就知道小时候喝过，过去每到冬天，外婆怕我冷，就给我喝奶茶。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这些‘二手经验’，我到这里就只是个观光者而已。”她豁然开朗，“故乡，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培养的空间。”

　　从第一次返乡至今，20多年间，她每年都回去几次。2006年出书时，她发现自己在高原至少已消耗了2万多张底片。在复旦演讲时，她展示了近百张照片，听到在座的人发出阵阵惊叹声，她像孩子般欣喜，“美吧？你们毕业旅行去草原吧！”

　　整整两个小时，她分享寻找原乡的喜悦，也表达她的忧愤和痛苦。

　　她去过8次大兴安岭，遇见了“无知的慈悲”下的牺牲者。2003年，那里封山育林，动员中国唯一的使鹿鄂温克族群下山来，融入现代生活。当地政府想给生活方式还很落后的他们房子和钱，让他们不再“受苦”。“这看上去是一种慈悲，其实却是一种无知的慈悲。”她知道，使鹿鄂温克族的一个男孩儿，在山下生活一段时间后，因为不适应，无法和别人沟通，最终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下山的人能不能回到原来那个家呢？回不去了！”因为有过痛失故乡的遭遇，她对此很心痛，也很悲愤。

　　2007年，她开始给虚拟的内蒙古男孩儿“海日汗”写信。儿时，作为一个动荡中永远的插班生，她饱受了“文化被恶意曲解”的痛，“现在我豁然了，但年轻人没经验，他们的苦闷就像我小时候那些不必要的自卑或过分的自信一样。”她写道：“我比你们大几十岁，你的痛我也受过，所以我想慢慢跟你说，不要责怪这个社会，要想方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大文化里要有不同的文化，大家才能健康成长，如果都一样，那就是病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