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休日制度的诞生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中国是从1995年5月1日起实行5天工作制的。

　　据了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关于劳动时间没有法律规定，仅在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提过，将工作时间限定为8至10个小时。由此，约定俗成延续下来。

　　在没有实行5天工作制的时候，有人感慨，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劳动时间规定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夏天可以提前两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便放假；每个月可以请3天病事假，工资照拿；一年除去7天节假日以外，还可有十几天带薪休假；女职工的产假一个单位一个规定；连续歇假半年之内，只扣奖金而工资照发；随意让工人加班而不算违法……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人甚至算过这样一笔账：按照工时每人年均应工作2448小时，而真正在岗位的实际工作只有1800小时左右。依此折算，实际上一人一年只上班225天，有140天是在家待着的。

　　据当时北京、天津、上海3大城市调查，职工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一人一年只干了153天的活。

　　同时，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堆在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

　　先在100人的单位“小试牛刀”

　　有关资料表明，从1988年起，有关部门就开始提议并酝酿工时制度的改革。

　　1988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两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周六整个中心只有两人上班，这可是全国没有的事。当时，受国家科委委托开展的《五天工作制可行性研究》刚刚完成，中心主任胡平决定先在100人的研究中心“小试牛刀”，再向上级报告。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实行每周6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胡平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他发现联合国每周工作4天半，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很多国家也都实行每周5天甚至4天半的工作制度，工时大都不超过8小时；与短工时相应的是高效率和低能耗及旅游、教育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让他印象很深。回国后，胡平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汇报：“我们国家也实行5天工作制多好。”宋健予以肯定，表示可以进行研究，探究其可行性。

　　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60％。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了后者。

　　1987年年底，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和21个分项报告，得出了“我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5天工作制的条件”的结论，建议国家立即制定有关方案，逐步推行。

　　胡平决定先让研究成果来个“软着陆”，不做任何宣传，先在自己单位试一试，周六两人值班，如有紧急情况，其余研究室有马上能联系上的人就行。这样，小范围的5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一周5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5天工作制。同年7月，我国《劳动法》正式出台，在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的相关制度中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

　　双休日的“财富画像”

　　闲暇时间增多之后，老百姓开始在休闲消费方面“释放能量”。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国人用于外出吃饭、个人修饰的时间，双休日比工作日平均增加了15分钟左右。此外，双休日更明显带动了旅游产业：经过6次提速后的列车夕发朝至，新航线不断增加，星期五晚上去、星期一早上回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出游模式。在双休日基础上调休形成的黄金周，出游总人次数以亿计。

　　世界旅游组织公认的旅游业拉动相关产业测算如下：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4.3元增值效益。由此推算，“双休日”的综合经济效益已超过2万亿元。10多年来，每年“双休日”带来财富增值约2000亿元的说法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