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印章引发的灾祸

　　

　　196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筹备这一盛事，1963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为此，柳亚子家人将他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等共6000余件捐献给博物馆。没想到，其中的两枚印章，不久竟酿成一场大灾祸。

　　当年，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遂请篆刻大师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意为西汉名将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人仗义，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袁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等人。

　　第二方印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之意，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尊崇。

　　1966年春，中共中央某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受命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文物目录卡片，看到这两张贴着照片的印章卡片，认为印文是对领袖的不敬。革命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李兆炳也不敢做主，将卡片送交康生。不久，康生将卡片送回革命博物馆，并用红铅笔在卡片上批示：“反动之极”。

　　李兆炳只好按康生指令，指示保管部将两章销毁：先将印章文字磨平，再敲碎成几段。后来，还特意召开全馆群众大会，将封存的卡片、文物照片和底版取出当众销毁。已经去世8年的柳亚子也被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江青、康生一伙被粉碎后，“反动印章”案才终获平反、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