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白领的“万村行”

　　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至少1万个贫困的村庄。农村行走刚刚开始，他就被人民网评为“2007最具社会责任十大博客”。

　　4年来，蔚然走了1000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以下简称《粮民》）上集。

　　《粮民》称不上精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

　　“你是哪个单位的？”

　　2006年8月14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

　　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2000年。如果他想25年走1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

　　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100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

　　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

　　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4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

　　曾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

　　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

　　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

　　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这辈子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

　　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

　　“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

　　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蔚然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4口人勉强糊口。

　　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3位老人，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70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3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3位老人的“医疗保险”。

　　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

　　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

　　“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1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

　　没“性福”，谈什么幸福？

　　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4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30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了子女，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

　　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钱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