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江南：帕蒂古丽从大漠到水乡的日子

　　岁月悠长：一段扔在西域一段活在江南

　　1965年，帕蒂古丽出生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那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庄，与余姚相距约4000公里。

　　笔者见到古丽时，她刚从老家探亲回来。因为水土不服，这次探亲留给她的是满身痘痕，她不禁自嘲“以后再回老家时，得带上余姚江的水和龙泉山的土了”。

　　回到余姚的当天晚上，她坐进剧场，欣赏了一出温婉儒雅的姚剧新编剧目《严子陵》。此时，前一天在老家刚听过的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木卡姆”那高亢嘹亮的旋律分明还在她的耳边萦回。不断地在西域和江南这两种文化之间闪回，已成为她最近18年生活的常态。

　　大梁坡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在那里，古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的邻居、汉族学校的老师，灌输给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习俗。

　　18岁那年的夏天，邮差为古丽捎来了兰州商学院会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大梁坡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邻居们都为古丽一家感到高兴，然而古丽本人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从小被父亲送进汉语学校的古丽，早已心甘情愿地成为文学的“俘虏”，临近高考，她的课桌里还藏着贾平凹的散文集。她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喀什师范语言文字专业，却阴差阳错地被兰商会计专业录取。上，还是不上？古丽内心无比纠结。那时，一家七口的生计仅靠父亲一人勉力维持，作为家中长女，古丽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放弃那份通知书。

　　到了兰州后，除了应对专业学习，古丽业余时间都在兰州大学校园内流连，在兰大中文系和哲学系，古丽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看什么书，她也看什么书，这对她以后人生观的养成不无裨益。那时，古丽还参加了兰州市大学生演讲团。电影《人生》上映了，演讲团就组织这方面的专题演讲，而每次演讲之前的主力队员选拔，古丽几乎都能被选上。演讲、写诗，这类能充分训练语言能力的活动，几乎构成了古丽大学生活的全部。

　　1985年，古丽被分配到塔城地区最大的一家糖厂，做了一名成本会计。这个酷爱文学的小会计，办公桌上堆着几本厚厚的账册，桌子底下却掩着一本《石评梅选集》，边看边掉泪。好在厂长及时发现了厂里第一个大学生的苦闷，将她调到了宣传科。古丽也没有让厂长失望，很快就办起了糖厂第一份简报，消息、通讯、散文，绝大部分稿子都是她一手包揽。她还在简报上发出捐款购书的倡议，很快就筹到了2400元书款，厂里又配套了2400元，一个崭新的图书室建了起来。

　　这段经历，后来被古丽写进一篇题为《只愿香甜满人间》的演讲稿里。那是一篇反映糖厂创业经历的稿子，“你知道世界上最甜的是什么吗？是糖。你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什么吗？是创业。”带着这个稿子，古丽参加了塔城地区演讲赛，3个评委给她打了3个满分。而其中一个评委，便是《今日塔城》的主编。

　　《今日塔城》是塔城地区为迎接建国40周年所编的一套丛书。因为那次演讲比赛而崭露头角的古丽，不久便被借调到《今日塔城》编辑部，专职从事报告文学的采访写作。此时的古丽，已走出了青春的迷茫，也一度放下自己醉心的诗歌创作，开始下基层体验各种生活。她去陶瓷厂采访，跟着窑工搬土坯，别人搬两个，她就搬一个。冷冰冰的土坯放进去，热乎乎的瓷器捧出来，“感觉像是迎接婴儿的诞生。”她去道班体验生活，工人们压路，运石子，在齐胸的积雪里开辟生命通道，她也跟在工人后面像模像样地干。工人们吃什么，她就吃什么；道班搬到哪儿，她也跟到哪儿。就这样整整跟了一个月，完成了一篇反映道班工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仅次于上帝的人》，获得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

　　在《今日塔城》编辑部工作一年后，古丽来到《塔城报》从事新闻采编。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古丽接过了负担失智老母和年幼弟妹的重任，每天玩命一样地写稿。有了前两年采写报告文学的经验，古丽驾驭长篇通讯已经驾轻就熟，她的稿子被认为“现场感特别强”。

　　古丽在《塔城报》一干就是6年。最终选择离开，还是因为家庭原因。那年，母亲莫名走失，弟妹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上了中专，为了给弟弟妹妹们攒齐那一笔笔学费，古丽毅然选择南下打工。

　　1993年，她成为刚刚创刊的《南海日报》的第一个员工。也就在广东，她遇到现在的丈夫，一名祖籍浙江余姚的气象工程师。南下之行促成了一段姻缘，然而夫妻俩在广东的日子却过得并不容易。不久以后，两人北上郑州谋生，古丽进了《中原建设报》。在郑州，夫妻俩迎来了爱情的结晶。1996年，在夫家亲人的催促下，古丽一家回到了余姚定居。

　　选择了一个人，对古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了一座城市，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民族，选择了一种文化，甚至是选择了一种人生。“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古丽回忆。

　　当河姆渡的大米、四明山的笋干菜、丈亭的杨梅，取代了新疆的烤馕、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古丽的血液和皮肤都开始渗透南方的气息。“现在我是另一块土地上的那个我，我精通这里的语言，那是我的父亲认为世上最难懂的语言。我谙熟南方的任何习性，我除了尽最大的努力遵循做一个教民能遵循的规则以外，我按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

　　古丽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文化元素特别敏感的人，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她懂得相融，懂得承让。“新疆的沙枣树移植到余姚，居然也活了，而且活得很好。”

　　耕耘不辍，写不尽边疆内地古今事

　　自从报告文学《仅次于上帝的人》获得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以后，当时仅仅20出头的古丽迎来了创作的一个小高峰。《民族作家》每期都向古丽要诗歌。她的小说《血色的梦》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现《西部》杂志）上，很受好评；她的散文《快活林散记》，最早也是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上。《塔城报》的副刊和《伊犁河》杂志也经常刊登古丽的诗歌和散文。很快，古丽就加入了新疆作协，成为当地文学圈里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

　　再次拾起笔，是在古丽定居余姚之后。到了余姚，古丽马上去找“组织”。供职于余姚市文联的作家谢志强曾在新疆生活了20多年，与古丽一见如故。1998年，刘亮程出版了《一个人的村庄》，谢志强提醒古丽“你也可以写写自己的村庄了”。然而，那时的古丽，已经被江南水乡的汉文化深深吸引，她的笔蘸着姚江水，写尽了两岸悠悠7000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