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至爱

　　父亲走了,走时我在外开会,没能守候在他身边。祭奠时,我在纸上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折成仙鹤烧给了他。那些天我整日以泪洗面,无论谁劝,都无法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父亲以94岁的高龄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整理遗物时,我读了爸爸留下的十二本日记,了解了老人晚年时的心路历程,对父爱的温暖有了更深的体味,对平日里自顾匆忙而缺少对老人的关心感到愧疚,我不断地检点着自己的不孝与无情,深究着自己的轻慢和不屑。只有痛失,才知珍贵。爸爸,对不起。

　　父亲出身在江苏丹阳的一个小村子,五岁便死了娘,当了十年的放牛娃。十五岁来上海闯荡,在外洋轮上打过工,凇沪会战中应征参过战,上海解放前不久投资开了工厂。父亲年轻时没上过一天学,却能饱览群书,他的博学多才、满腹经纶,让童年时期的我惊讶不已。

　　解放后,父亲在公私合营企业当厂长。文革期间被定为资本家。虽然经受了批斗,游街,抄家,隔离审查,但他始终向上向善,从不怨天尤人。

　　1987年我走上从政之路,父亲没有流露出任何欣喜,在他眼里,此事焉知非福。他认为:人太成功并不完全是好事,会令你失去冷静与安逸。在我履新的这一天,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寥寥的十二字: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我不喜欢父亲遇事深沉的样子,没好气地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此句取之《易经》,它告诉人们做人要内敛,这世界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一切都有风险,你知道的永远都是有限的;做公家的事时要充满疑惑,不要光想着有成绩、有结果,这样你才会用心去想,用心去做。”

　　母亲过世后,父亲和我同住。他会时不时地叮嘱我:当干部不求名利得失,只求问心无愧,讲得最多的是他在担任厂长的十七年中没带回一张厂里的便笺。只要我晚归,他都会守候,叮嘱我不要把吃喝当工作。说多了我还调侃他,有您这位监督大臣在,我肯定做廉洁奉公的模范。由于他不善表扬,别人在兴头上又总爱泼凉水,我们之间少了共同语言。忙碌于功名场的我,总觉得与父亲在一起多了唠叨,少了自在。

　　在父亲的价值观字典里仁爱始终是第一位的。年轻时,事业刚有点眉目,他将村里年轻人都带到上海,家里每天吃饭总有三四桌子人,这些老乡后来都在上海安家立业。父亲左小腿上一个八公分长的伤疤是当年听郎中说用儿子的肉做药引子能治好我爷爷的病而留下的。老年时,他可以将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却每年都会带钱回老家,帮助村里修路、盖老年活动室、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零花钱。我心里不免嘀咕,父亲的退休工资不算高,连子女孝敬的钱也一齐送出去,自己又那么节约,是否有些过分?对父亲的行为多少有些不理解。后来我在父亲日记中找到答案:近些年,唯一不称心的是老家的经济没有好好发展,老人更是少了关心,可怜啊。原来,父亲在尽赤子之心。

　　父亲九十一岁时,我在市区置了房,父亲主动提出让我搬去市区住,这样能减去我上班奔波之苦。父亲独居时,换了几任保姆。我与他在保姆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父亲认为保姆需要真心对待,而我认为对保姆要有管理原则,争执由此而起。保姆小夏向父亲提出要将胃癌术后的丈夫从安徽农村接来同住,这样她可以方便照顾和调理。我认为不妥当,找保姆谈,她称已将农具变卖,非出来不可了。于是我又神情严肃地与父亲谈。我责怪他,考虑问题过于简单。父亲轻轻地说:“我已经答应别人了,能帮则帮嘛。”我看说不通他,摔下一句话,你去帮吧,便扬长而去。

　　再见父亲是二个月以后的事了。父亲因腿脚浮肿、营养不良而进了医院,这一进就没能再出来。对这段往事父亲是这样写的:“芳生气了,我知道她的心情。我倘若不答应小夏,她怎么安心得了,上海医疗条件好,看病吃药都方便,就尽力而为吧。”在我看来一件很离谱的事,在他看来却那么简单,自然。

　　其实在我内心是非常敬重父亲的,只是不愿表露。父亲的要求始终是我的坚守,哪怕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坚守是那么的艰难不易。父亲逝世后,我一直沉浸在自责中,内心就像缺氧般的窒息,窘迫。我以为,我已少了力量在职场上游弋,我需要淡定地守护那在忙碌的名利场上被渐渐稀释了的德行,需要用父亲的精神来涵养净化自己的灵魂,更需要身体力行地将父亲的遗训代代相传,以此报答父亲的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