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台湾老兵8年携57坛骨灰返故里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逃亡，关于母亲最后的记忆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1949年中秋节刚刚过去，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工作。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他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是从国民党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难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