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

　　【明明是亲兄弟】

　　多年前，每年春节回老家陪奶奶过年，父亲总会去商场买一桶红星二锅头。那种10斤装的大桶，拎着上客车下客车，到了一个小城镇，还要倒一次车，非常麻烦。

　　但父亲总是不厌其烦，是每次回去必带的，其他都可忽略。

　　那酒，是带给大伯的。

　　小时候不晓得大伯比父亲大几岁，看上去，要大许多。他们的面貌倒是有几分相似，都是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男子，气质却有天壤之别。父亲是武装部的干部，衣着得体、气宇轩昂。而大伯，我在冬天见到他，永远穿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面容也是黝黑的，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皱纹。

　　吃饭的时候大伯会喝点酒，很陶醉于父亲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说这才像酒。

　　那种高度酒，平常父亲是不喝的，但每次和大伯一起，他会喝上两杯，至微醉。

　　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少少的对话，关于村子的人和事。大伯话少，说话又慢，常常是父亲问起来，他答两句。若父亲不开口，两人便沉默。

　　沉默地对饮着。

　　到多年后，对大伯的印象也仅限于此。原本见他就少，大伯又那么寡言。到了多年以后，我才醒悟其实那时父亲和大伯都还年轻，也不过三十多岁，大伯其实只是比父亲大了两岁多，是农村劳苦的生活，让他早早就苍老了。

　　有时我会疑惑大伯和父亲的感情，明明是亲兄弟嘛，交往却那么少，也不觉得有多亲。不像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姐妹，小时候打在一处，大了亲在一处，即使相隔遥远，电话信息也向来不断。而我记忆中很多年，大伯却从不曾去过我们家。

　　也不过是200公里的路程。记得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想了想说，大伯不爱出门，一辈子没出过门，大抵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老家的县城了。

　　我不是太能理解这种生存空间的窄小，但之后也没有再问过，只是再回老家，已经晓得替父亲去给大伯买二锅头，大桶装的。

　　【父亲也是寡言的人】

　　大伯不能再喝二锅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那时奶奶早已去世，父亲也已经退休，大伯更是彻底成了老人。他依然消瘦，眼神越发混浊，花白的头发永远是凌乱的。每天早饭后牵了两只羊去野外放，午后牵回来拴在院子中，下午无事，便和村里的老人一起蹲在墙根晒太阳。偶尔抽那种很长的烟袋。

　　因为家里买了车，再回老家，我们会带一些家里退换下的家电、旧衣服或者一些厨具、小家具。

　　大伯那三间简陋的房子里，渐渐堆满了我熟悉的物件，待在其中，倒有了些许家的感觉。

　　对那些旧物，大伯都乐于接受，他很知足。只是那一年的二锅头，虽然买了最贵的，大伯也只咂咂嘴惋惜，说不能喝了，启民不让喝。

　　启民，是村里早些年的一个医生，后来去镇上开了家小诊所，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都会去找他，他开的药便宜，也颇管用。大伯倒是颇信他的话。

　　父亲沉吟良久，说，还是去市里的医院看看吧——大伯的腰有老毛病，经常会疼，有些年头了，有时候没有感觉，疼起来的时候很要命。还经常会头晕。

　　大伯摇头，这点病也要不了命，再说医院不好，没病也看出病来。

　　父亲就不再说什么，回去的途中，父亲说，你大伯很倔的，自己定了的事，两头牛拉不回来。

　　我在后视镜中看了父亲一眼，其实父亲也是寡言的人，平日里，也很少说起大伯，这样的评价，好像是第一次。

　　父亲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目光略有飘忽，似是想起什么。

　　回到家不久，父亲便联系了市里一个有名气的骨科医生并带回了老家。检查结果，大伯是骨结核，另外还患有高血压，血糖也超标。

　　这个结果让大伯气愤起来，这哪是农村人的病？电视上，富态的城里人才会患高血压、糖尿病。

　　但大伯就是患上了，医生开了一些药，也叮嘱了注意事项，更强调大伯烟酒都必须断了。

　　大伯闷闷地不吭声。大妈偷偷说，他就这脾气，不吭声，也表示认可了。

　　【他们都老了】

　　那以后，回老家的包裹中，再也没有了二锅头，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物。父亲每次都是自己拿了医保卡去大药房把药买齐，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字写得很大，回去后，会叮嘱堂哥好多次，按时给大伯服药。

　　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大伯还是耐不住对酒的贪恋，打擦边球，开始喝那种地方产的廉价啤酒，一两元钱一瓶，每次喝一两瓶。

　　我们都劝他，还是不喝的好。

　　父亲却不劝，说，想喝就喝点吧。然后我们再回老家，车子的后备厢里又开始多了成箱的青岛啤酒。

　　在我曾经有一次试图劝阻的时候，父亲幽幽地说，快70岁的人了，又活不了两辈子，不管他了。再说，也就是点儿啤酒，没有大碍的。

　　父亲那幽幽的口吻，让我的心难受了一下，父亲何尝不也是快70岁的人了？头发不觉花白成了大伯的样子，手背有了老年斑，身体早已不再强健，天冷的时候便会饱受支气管扩张的折磨……而曾经嗜好的度数温和的白酒，也是早早被医生禁止了，每天晚上只能用一杯红酒略缓酒瘾。

　　他们都老了。在一起，话依然是少少的，少少的话语中，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复的叮嘱，好好吃饭、按时吃药、有事打电话。

　　但大伯，从来没有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母亲常感慨，大伯是天底下最省事的农村的亲戚了。母亲的好多同事，有农村亲戚的，总是不堪其扰，以借钱者和进城打工借住者居多。大伯却在那么多年里，连我们的家门都不曾登过，更别说有事烦扰。记得有一年回老家时，父亲跟大伯发了脾气，因为我唯一的堂姐出嫁，大伯竟然没有给父亲说。我的堂姐，在很多年里和奶奶睡在一床，很小就陪伴和照顾奶奶的起居，可是在出嫁的大日子，我们却都没有回去。

　　父亲生了气。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说，你们回来也是花钱，在外面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刮风下雨的都得去上班，还得看人脸色。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房子又贵。不比我们，自己地里都有，连油都是自己打的，天不好就在家睡觉，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比你们活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