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餐馆

1975年，他已年满18岁，却不务正业，令父亲大为失望。然而，那年冬天，他接管了父亲经营的餐馆—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改变。　　父亲经营的小餐馆名为杰斐逊咖啡馆，位于华盛顿特区，是一家布局简单的餐馆，只有27个座位，主要经营早餐和午餐—早餐有咖啡和鸡蛋，午餐有冷盘和汉堡。餐馆有一节小型火车车厢那么大，摆放着27个橘色塑料凳子，沿着一面墙设有4个火车座，还有一台售烟机、一间开放式厨房、一个有顶灯照明的柜台—那顶灯还是一个周六我和父亲一起挂上的。父亲是在1965年买下了这家餐馆，之前他曾干过各种工作，送过外卖，卖过冷饮，还曾在我祖父经营的弗兰克外卖店干过一段时间，那是一家带有露天啤酒花园的灵魂食品小吃店。杰斐逊咖啡馆就在第19大街上，那是父亲的骄傲。至今我仍然珍藏着一张他围着围裙站在烤架前、手里拿着铲子、满面笑容的照片。经营餐馆的时候，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　　11岁时，我就开始给父亲打工，送外卖。餐馆里的黑人员工包括一名烧烤女工，一名女服务员，一名三明治制作师，还有一个洗碗工。餐馆的收音机里一天到晚都在播放南方灵魂乐和福音音乐（美国黑人的一种宗教音乐，具有爵士音乐和美国黑人伤感歌曲色彩），这就是我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午餐柜台是一道不曾逾越的分界线，一边几乎全是白人专业人员，另一边是黑人和美籍希腊人。那时我还小，尚不明白事理，无法理解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但我本能地知道自己应该站在柜台的哪一边。　　正如许多别的父子一样，我十几岁时也和父亲渐渐疏远起来。就我所成长的那个蓝领社区来说，我的个人经历不能说不具代表性。玩即兴的篮球赛，开大功率的“肌肉车”（强劲马力、外形富有肌肉感的美式跑车），听FUNK（乡土爵士音乐）、摇滚和灵魂音乐，经常光顾演唱会，泡妞，喝啤酒，抽烟抽到头发蒙，在学校里成绩一塌糊涂—那儿有一半的学生都上不了大学。我打架斗殴，没有不敢惹的麻烦，经常被警察带走。17岁时，我一不小心给朋友脸上来了一枪，那是一把警用手枪，是父亲在黑市上买的。当时我正旷课在父母房子里玩。那天晚上，父亲一进家门就看到了我朋友溅在客厅墙上的血，他身上背着的包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　　我不知道那时父亲是怎么看我的，但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不是他的骄傲。他是个硬汉，人长得也帅气，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但为人低调，从不想证明什么。我，瘦瘦的小子，留着一头齐肩的圆蓬式发型，穿着运动式法兰绒上衣、带破洞的李维斯牛仔裤和彪马小山羊皮鞋。他心目中儿子的样子肯定不是我这样的。我知道他爱我，我也知道那个时候他对我一定失望透顶。从内心来讲，我想让他高兴，可我就这副德性。　　1975年12月，在一次舞会后，父亲带了一帮朋友来到杰斐逊咖啡馆，给他们做夜宵。我看得出他忙来忙去时的那股高兴劲儿，但看到他累得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时，我心想：“他太辛苦了。”几天之后，他的心脏病就发作了，那时他才54岁。　　在我们错层式的房子里，妈妈把我叫到厨房里坐下。我们的餐馆没有上保险，我们也没有积蓄，医疗保险大概也很少。我必须终止大学学习，担负起经营餐馆的责任。虽然我已有好几年没在餐馆工作了，但我必须凭着以前打工的记忆，把餐馆经营下去。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即将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而且我已经满18岁了。第二天，我就接管了餐馆。　　万事开头难。每天早上5∶30，我就要起床迎接送冰块和送面包的人。我还要管理店里的成年员工，而我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孩子。我必须熟悉餐馆经营的方方面面，每个岗位的工作都要干，因为我们常常人手不够。此外，我还要学会如何与顾客打交道。　　每晚我都把收入的现金拿回家交给母亲，我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在支付了食品经销商的费用和员工工资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我开始明白，父亲这些年来辛辛苦苦工作，所得到的回报实在是微乎其微。他经营的餐馆只够支付各种账单，使我们居有定所，食可果腹，此外再也没有多余的钱供他自己花销。当然，现在也不会有多余的钱供我花销。　　听起来这日子很艰苦，但实际上我还是很开心的。我早就不想上学了，这也许是最好的出路。一位顾客告诉我，我应该永久地接管这个餐馆，因为“你们这种人都擅长经营餐馆”。撇开他话中的种族主义色彩不说，他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干起这一行来的确觉得得心应手。我19岁了，已开始进入我作为年轻商人的角色。我已习惯了睡上几小时之后在黑暗中醒来。我特别看重按既定时间开始工作，我为此自豪。　　我最喜欢的时间是在黎明前，开着金色的“大黄蜂”去上班。车在第16大街上行驶，我摇下车窗，抽着薄荷万宝路香烟，听着8声道的先锋音响播放的雄壮高亢的音乐。音乐的旋律在我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有一天我也许会写小说，也可能拍电影。可是一个毫无社会关系的希腊小子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不过即使我的想法很幼稚，那也没关系。这个梦想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年夏末，父亲回到餐馆工作，我得以抽身和好友史蒂夫?拉多斯一起到南方游玩，经历各种身历险。那一年—1976年—是我一生中最刺激的一年。而且，我现在意识到，也是最重要的一年。　　许多父子永远无法调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无法以相互理解来填补爱与期望之间的距离。我却有机会向父亲证实自己的能力，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在我接管餐馆之后，父亲的眼神就从失望变成了尊重。他甚至根本无需用语言来表达，我已心领神会，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突飞猛进地成熟起来。9年后，在我结婚前的几个月，在酒精的刺激下，我在停车场和别人干了一架，随后又驾车开始了一场疯狂的追逐，结果被警察抓住，被指控犯有斗殴、逃逸、躲避警察、在人行道上驾车等罪名。所以说，没错，我还远远没有成熟。但在父亲看来，即使我这般胡闹，我也是一个男子汉了。　　时不时地，我会乘地铁前往杜邦环岛，走进那家老餐馆，在其中一个橘色的圆凳上坐下。现在的店主已经把菜单换了，餐馆的名字也改了，但内部空间并没有改变。我和父亲安装的灯具依然挂在柜台上方。我点好餐，一边吃，一边向烤架望去，在那里，我又看到爸爸系着围裙，手拿铲子，翻动着汉堡包，满面笑容。这不是我的幻觉。我就是来看望爸爸的。
（作者：George Pelecan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