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的那一天

16岁离开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着高中深蓝色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很平常地离开家，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和我穿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用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密麻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向梦想的翅膀。　　清晨7点，应该是我每天去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暖气充足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窗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12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名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到9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暗里。我才16岁，用白围巾围着脸，好像很苍白地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人爱。　　12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来到这个城市，我的生活中又忽然出现了和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我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我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加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获得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几百名同学，脚一直发抖——我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像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3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总是晒得好黑，光着脚，膝盖有各种不大不小的伤痕。　　但是12岁那年我被母亲带到日本以后，天空开始出现灰色。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黑暗、害怕、退缩、爱哭，那个原本埋在心底、没有安全感、充满阴暗面的自己一下子喷涌而出。　　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可逃到哪里去。一直到16岁那年夏天，被一个男人问：“想不想唱歌？”我说好。于是逃亡就这样开始了。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把存下来的钱放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自己离去的信心。要走的信念渐渐强烈得像在燃烧，却又仿佛在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得颤抖。　　就这样，我离开了家。　　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练歌，等着出专辑，迎着自己并不美丽的梦。我身体不适应潮湿的环境，病得无法工作，没有经济的支持，未成年不可以签约的僵持，让孤单的自己和意志陷入了一场苦斗。在那间6平方米大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子、一个铁衣架、一个小热水炉。在那个一眼能看尽、无法前进后退的屋子里，总是会与自己的灵魂相撞，然后伤痕累累。　　为了签约，我见了亲生父亲，让他帮未成年的我签约，看他在“关系人”一栏处填“父亲”，眼泪爬满了我的脸。　　母亲不原谅我，不再见我。　　16岁，街上的少男少女们在吃冰激凌，我开始化妆、看歌谱、学当明星。　　没有虚荣，没有幻想，只想赶快多赚一点钱，搬到好一点的房子，宽敞一些，然后能多买一点书，吃好一点。只是这样。　　白天唱歌，晚上退缩。回到屋子里，睡觉的时候不敢关灯，常常醒来脸颊上、枕头上都是眼泪。过年去唱餐厅秀，住在红灯区的饭店。唱完约莫凌晨，看红灯区站出来一排排浓妆艳抹的女人，仔细看，身体却都还是小孩。十几天来，我走过去，她们望着我，我看着她们。妆一样浓，人一样累。　　忽然走红，日子却一样地过。只有唱餐厅秀才能赚比较多的钱。在后台等待时，台上的歌舞女郎穿着红彤彤的性感衣服，主持人说着荤笑话，后台有人在打麻将玩牌赌博，我缩在一角看张爱玲的书，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那一段时间，眼泪好像淹泡着身体，随时汹涌。　　签完约不久，出第一张专辑录音时，父亲离去，我痛得咬自己的手，指甲全灰秃得像一个工人的手。不久后母亲终于愿意来见我。然后日子忽然像冬日后春暖花开般，我终于存了钱帮家人买了房子，也让自己搬到大房子里去了。　　我恍然回头，忽然看见了那个16岁的自己，穿过了时间的距离，坐在我的身后、倚着窗口。依然是那套蓝色的水手制服，就好像离开家的那一天飘起的细雪，我坐在巴士上，手托着腮，看不清的表情，决定不回头的决心。　　而眼前的玻璃窗上，则反照着现在的自己，重叠着屋外的人影。在那一片黑黑的玻璃窗中，我的脸仿佛比当时的自己还要清澈干净。
（作者：伊能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