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

他是我的学生,热爱文学。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了两次高考的,而且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大学,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欢,就退学了。多少人高考是饥不择食,或者以“食”来选择专业;又有多少人考上了,但学费成了问题。所以,我听到他的事迹,颇不可思议,至少为他捏了把汗,要是再考而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大学的文学院。　　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给他们年级上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着讲台,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虚地表示是来讨教的,他喜欢说“聊聊”。确实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我发现,内容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不聊生活琐事、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心俗事甚于关心学业。他确实爱文学,能用严峻的高考来冒险,没有理由不全身心投入。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她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无所谓,但听到他这样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纠正他,但他并没有改过来。他说这么称呼是为了亲切,也许是我刻板了。　　从他的“聊”中,我知道他还找过不少老师“聊”,我从其他老师那里也证实了这点。老师中有欣赏他、爱护他的,当然也有觉得他太狂、可笑或者烦的。他否定了许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知识,有的有道理,有的即便是我这个脑后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更何况那些深识学术规范的学者了。我考上博士后,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要储备学术资源,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自说自话。”当然我到最后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愿意思考的,是有问题意识的。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对所学的东西本来就没兴趣,只是出于就业前景选择专业,只是将读书作为“敲门砖”。我们这样的体制就培养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给人,随时可以清空,住的永远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该狂,狂妄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犹豫,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欣赏他?我不能肯定。对人性,我的期望是很低的,包括对我自己。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真不愿意他受我曾受的折磨,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诫。他曾告诉我,他觉得拜伦的《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他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而且很快,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能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他的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唐璜》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相信“卡夫卡的手杖”上的话:“任何障碍能摧毁我!”也许从那时起,我确切预感到他必将经历坎坷了。　　大四时,他告诉我他要考研。我觉得妥当,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逆淘汰”。可惜在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能,我就收他,我相信他比许多考上了的学生都更适合。　　但有时候我也奇怪,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初怎么两次高考皆有斩获?难道只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作者：陈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