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盐井传奇

盐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自人猿揖别，盐便成为人类刻意寻找并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说文解字》解释“盐，卤也，天生白卤，人生白盐”。古罗马时期，戍守边疆的人获取薪金就以盐支付，盐是生活必需品，也象征着特权，代表着流通货币。时至今日，“薪水”一词的英文、拉丁文词根仍保持着与盐的联系。在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博物馆密集的欧洲大陆，盐业博物馆往往是其中的翘楚，所以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有7项盐业景观和57项预备遗产项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盐不仅满足食用，还能“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盐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全国古代盐场遗存星罗棋布，盐商会馆灿若云烟。2012年12月，西藏芒康盐井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终结了我国盐文化世界遗产提名缺失的时代。

　　千年盐业的“活”景观

　　西藏盐井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与川、滇交界处，跨澜沧江两岸，行政隶属西藏芒康县，距芒康县城和云南德钦县各110千米。澜沧江自昌都向东南一路狂奔经德钦、维西等云南大部出国境而去，江水为滇西北输送雨水和湿润气流的同时，将青藏高原切割出陡峭的山谷，这些山谷客观上成为古代人们进入高原的通道。“从全面分析民族社会发展的因素看，历史考古学者认为，食盐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诞生区必然具有食盐供应方便的条件”，任乃强先生在《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中大胆而科学地推测出，盐井地区就是远古时期从缅甸循3条横断山脉进入青藏高原的3路猿人中最大一支曾长期驻留的地区，“原因就在于这里有满足人类饮食需要的盐泉，盐泉在昌都县东北，藏名‘察零多’，自古以来就给麻康、察雅、贡觉、同普、囊谦等地区人民供给食盐，从那里流出的河水藏名‘察曲’即盐水之意”。

　　盐泉形成的咸水带以盐井镇为中心，南北长约25千米，当地人就盐泉垒石掘井，就山坡架木为楼，上复以泥，边高底平，状若水田，故称“盐田”。每年江潮下退时有储卤池，注卤

　　其中，靠热风和阳光晒盐。尽管对盐泉利用很早，但至于何时以掘井晒盐的方式加以开采还不大清楚。康熙六十年（1721年），云贵总督的幕僚杜昌丁到此地巡游才注意到盐井，他在日记中写到：“江东岸产白盐，西岸产红盐，四方商贾，多懋迁焉。其取盐之法，不借火力，江两岸岩峻若壁，夷民缘岩构楼，上覆以泥，边高地平，注水于中，日喧风燥，于则成盐，扫贮楼下以待沽。夷名其曰盐田，数田之间有盐窝，状类田而稍深，用以囤积盐水，春暖夏融，江泛井湮。盐户取田泥浸诸其窝以取盐，仍与井水相若。盐楼鳞比数千，岁产緡累巨万。”这一珍贵材料成为汉文典籍中关于盐井的最早记录。

　　杜昌丁不仅注意到产盐的方式，还对所产之盐的去向做了详细描述，“东岸产者，粒大而色白，汉人视为上品，康人又不喜之，西岸产者，粒细而色红，康人因其熬茶色佳，乐于购食。两岸每年共产1万余驮，行销巴安、理化、德格、得荣、定乡、稻城各县及察哇龙、门空、滇省中甸等”，足见盐井对周边地区的重大影响。成书约200年后的清宣统年间的《盐井乡土志》从“位置、沿革、疆界、形势 、种族 、风俗 、盐田、喇嘛寺”等角度全面梳理了盐井社会、经济（盐业生产）、文化的发展状况，其中关于“盐田之式，土人于大江西岸层层架木，界以町畦，俨若内地水田，又掘盐池于旁，平时注卤其中，以备夏秋井口淹没时之倾晒”的记载仍可见200余年间盐业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

　　2012年9月，笔者行经盐井，1天中两次来到盐田边。那层层平起的盐田真像哈尼族的梯田，在高原太阳照耀下泛起点点亮光，镜面般的盐池映着天上流动的云朵，流动速度亦如奔腾而去的澜沧江。偶尔几片褐红基色盐田上结晶的花瓣状白盐，和着混红江水中旋出的白浪在山谷中和谐共生，只是少了印象中热闹的劳作场面，不少盐田空旷如也，少许已经废弃。我来回走动，想探个究竟，不觉已大汗淋漓。当峡谷的热风不时将我的汗水凝结成细微的盐粒时，几个身着彩衣的妇女从江边卤井走过来，负重的1米多高的木桶好似顽皮孩童在背上晃动，而她们则步履坚定地将卤水倒入自家的盐田，静待风和日光完成结晶的工作。在闲聊中我了解到，在政府主导收购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传统采盐因为产量低、成本高、质量差、没有竞争力而面临困境，交通成本的上升使得前来采购盐的周边客户越来越少，盐农的收入一度遭受巨大影响。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尤其是茶马古道的热度增加，慕名到盐井的游客成了这方盐田焕发生命力的新引擎，很多选择放弃这一传统营生的盐户又重新背起了木桶，延续这千年不断的盐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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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2年底，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盐文化的遗产项中，波兰的维耶利奇卡盐矿是自13世纪开始开采、至今仍在不断挖掘的超大盐矿，在深达9层、绵延300千米的盐矿长廊上陈列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祭坛和用盐雕刻的塑像，盐矿是中世纪劳动艺术的结晶。法国卢瓦伊文化景观的圭澜地盐田面积最大，盐田通过运河将海水倒灌形成，因其晒盐过程中粉红色的海藻聚生而形成了罕见的胭脂色盐田，景色如梦如幻。秘鲁科斯库城的玛拉斯盐田海

　　拔最高，约 4000 米，通过在山坡上修建土石梯田，用管道自然引卤水到盐田吹晒的方式产盐。

　　藏地边缘的纳西村落

　　从谷底向上回望盐井村，感觉有些目眩，一个来回就需要近两个小时。这里山高坡陡谷深，地形呈“V”型河谷地貌，少量台地及泥石流冲积扇分布于高山峡谷间，村落及耕地位于这些台地与泥石流冲积扇形成的缓坡地上，从上俯瞰盐田宛若是挂在崖壁上一样。见我只是随处走走就气喘吁吁，劳作了大半天的大姐笑了，我问是不是盐井的女人都比男人有力气，所以盐田里大多是女人，她回答纳西女人心细，不会把盐巴弄脏，这样就能卖上好价钱。

　　下盐井村村落建筑沿台地高低自然分布，214国道从村中经过，房屋新建者居多，保留了平顶方正的藏族风格。虽然很难看到裹着头帕、衣“披星戴月”传统纳西族服饰的当地居民，但这里却是1985年经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的纳西族乡，也是西藏地区唯一的纳西族乡。全乡设一个村委会，在“果岗”“嘎达”“街上”等7个纳西自然村中，纳西人口占总人口的95%。盐井地处川、滇、藏交界地带，历史的不同时期归属不同行政区域管辖：唐初由吐蕃控制，随后又为南诏吞并，“（唐）乾元二年冬十月丙寅，仆固怀恩因吐蕃兵二万……甲申……剑南严武奏收盐井城”，元代由中央设立的“朵甘思宣慰司”管理，明初由政府设立管理西藏的“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下设的“磨儿勘招讨司”直属管辖，万历年间被云南丽江木氏土司控制，清初调整为四川巴塘土司管辖，解放后划归芒康县。作为方圆数百千米区域内唯一的食盐产地，不断涌出的盐巴在古代无疑等同于白花花的银两，这样的宝地谁不垂涎呢？难怪《读史方舆纪要》说其“迫临边陲，通道滇蜀，地饶而多盐利，西陲之屏瀚”。明代中后期，经过前后180多年的拉锯战，丽江木氏土司于万历五年（1577年）控制了盐井。从木氏土司领地内盐矿分布看，盐井的资源恰好能弥补其在西北方向的不足，盐井自然成为木氏家族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为了实现新控制区域的长治久安，土司采用了整村移植的方式来实现人口分布的相对平衡，将大量纳西族人口迁移到藏区，“麽（么）些……原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徙麽（么）些戍之。后渐繁衍，依山而居，覆板为屋，檐仅容人”，“麽（么）些”就是纳西族的早期汉文称谓，由此算来，纳西人已经在盐井地区生活了400多年。

　　进入盐井地区的纳西族移民发挥自身精于农耕的优势，主动选择聚居与相对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将2600米的高地改造为盛产青稞、大麦、玉米、小米以及苹果、梨子、石榴、核桃、西瓜等的瓜果之乡，在长期的盐泉劳作中改造形成了今天的掘井晒盐模式。为了更好融入藏地，他们逐渐放弃了东巴教信仰而改信藏传佛教。由于与藏族接触紧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靠近藏族，《盐井乡土志》记载说“奉檄司榷其地，甫至，聆听其语，讶与丽江相近。问之，通事则曰‘实丽江之么些语也’”，“惟以此地川藏之交，故又杂以藏语”，除了保留纳西族新春“祭天”等重大的祭祀习俗外，纳西人的言行举止与藏族无异，而也正是通过这种祭祀仪式，盐井的纳西族成功地维系了自己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基因。到了清末，随着茶马贸易的百年积淀和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他们在风俗上也出现了汉文化特征，“盐井风俗与巴塘土著同，惟地接滇边，近又与内地人往来，渐染汉风”。

　　通过聚居环境的选择，盐井的纳西人与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以牧业为主的藏族原住民之间形成了二元互补的生产形态，构成了并邑同耕牧的交错共生地理格局，从而避免了彼此之间因土地资源的重叠利用而引发深层次冲突的可能，实现了和谐共居。共同的宗教信仰又强化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等亲如兄弟的生活氛围，正如藏族俗语所言：“不能像铁一样相互碰撞，就像心一样相互友爱！”

　　佛教神域的教堂奇观

　　沿下盐井村上行5千米处还有一处隐映在绿树红花中的村落——上盐井村（包括上盐井村和九家村），村中居民皆为藏族。村子最高的台地上有一座高墙围起的庭院，庭院中两座阁楼外墙呈白色，顶层装饰着藏红色的小柱头，显得与周边民居无异，但高高的十字架清晰彰显了它天主教堂的身份。

　　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入雪域高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全民信仰的独特文化景观。班班多杰教授认为藏传佛教“凌驾于藏族文化诸形式之上，占据了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还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事实上藏传佛教不仅仅限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它也传播于云南迪庆、丽江，四川盐源、甘肃甘南和内蒙古一带，是生活在那里的纳西族、普米族、裕固族、蒙古族的共同信仰。那么，这座天主教堂是如何突破坚如磐石的佛教信仰，在佛教神域的领地扎根的呢？

　　原来17世纪初，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不断扩张，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遗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开始传教。其后成百上千的传教士深入西藏各个角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和毅力传教布道。当“上帝福音”在同时期的美洲、非洲、亚洲其他地区高歌猛进时，青藏高原上的传教士几乎颗粒无收。只有17世纪早期意大利神父安夺德（其于1634年在西藏中毒身亡）等人在古格王朝支持下，一度建成教堂，并为当地民众布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1861年签订的《中法条约》获得了天主教在华传教和传教士自由活动的权利。法国外方传教会的罗勒拿、毕天祥神父随之进入西藏江卡（今芒康），由于传教遭到僧俗大众极力反对和当地噶厦政府的镇压，他们避至盐井、德钦地区，在清政府的保护下租地建堂，维持生存。尽管盐井仍是藏族聚居区和藏传佛教的信仰区，但行政专属四川，噶厦政权鞭长莫及，只能屈从清政府对洋教的保护态度，加之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茶马、食盐贸易频繁，人们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思想也就相对开化，这也为接受外来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盐井也就成了天主教在西藏传播仅存的硕果。

　　走进教堂，衣着藏族传统服饰的教众正在祷告，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洁净如新，主通道两侧的座椅整齐排列一尘不染。正前方是耶稣基督的圣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将其环绕，圣像前摆放着鲜花和水果，供奉方式既有浓烈的藏族风味又有内地寺庙的意味。今天，盐井地区早已没有了宗教间的仇视和冷漠，刚达寺的喇嘛和教堂的神父在彼此重要的节庆日相互邀请共同庆祝，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组建家庭也十分平常。信仰佛教的妻子陪同丈夫做完教堂的礼拜后又一起去庙里拜佛是不少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

　　千百年间，红色、白色的盐在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百姓手中流转，流转着平静安详的生活理念；红色、白色的盐的味道在佛教徒、基督教徒、东巴教徒心间传递，传递着和谐融融的处世情怀。这是盐井的味道，这也是盐井的价值。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