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馆

会馆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明清时期的北京，是当时全国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特别是在南城的宣武等地，士人文化构成了那里的文化主体，而存在于北京的众多会馆，就是形成这一文化的摇篮和重要载体。在北京南城的胡同里有近400家会馆，其中70％集中在原来的宣武区，会馆的兴衰，也折射着历史的沧桑变化。

　　何谓会馆?《辞海》中对“会馆”辞条的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会馆的发达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的会馆大多是因科举制度发展起来的“同籍贯的”士人会馆，只有少数属于行业性会馆。

　　会馆多因科举兴

　　会馆也叫试馆，提到这个名称，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把它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国科举考试的中心。据统计，明朝在北京举行过70多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2.2万多人。清朝举行科举考试110多次，录取进士2.6万多人。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则是考中者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在各省举行的乡试中被录取的举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京城参加会试。他们聚集京师后首先渴望找到一个有人照顾的住所。会试结束后，榜上题名者需要留在北京继续参加殿试；没有考中的举人们，经济宽裕的自然可以回乡，路途遥远或经济窘迫的则会选择继续留在京城苦读，期望3年以后参加下一科考试。他们在京城举目无亲，居住在小客店里，往往要受到店主的歧视或剥削。已经在朝为官者对此深有同感，于是发动同乡中的官员、士绅、商人一起集资，购置土地建房或直接购买房屋，取其作为同乡聚会京城时的驿馆之意，称为“会馆”。

　　后来，进京参加考试的各地举子们，选择的落脚处首先便是本地人士在京城建立的会馆。会馆或以省、府，或以州、县为单位修建，平时是聚集在京同乡、增进乡里友情的处所，遇到朝廷举办科举考试的年份，则成为本乡举子们借住的寓所，会馆有专人管理，对本乡举子只收取少量经费或者让其免费食宿。这对于接济贫寒子弟、鼓励本乡士人力争上游显然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假如从哪个会馆里能够走出一位金榜题名者，那可是会馆的一大荣耀，要鸣放鞭炮，敲锣打鼓，演戏，庆祝一番。

　　明代初年至中期，是会馆的初始阶段，其特征主要是官绅阶层的聚会场所，以后它作为一种为客居人口服务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而被广泛应用到服务于流动和客居人口的诸多方面，形成主要为士人服务的试馆或为商人服务的商业会馆。进入清代，北京的会馆有了大规模发展。由于清朝入关以后实行不许汉人在内城居住的制度，因此，会馆大多设在外城，即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之外的地区。

　　清代是北京会馆发展的极盛时期。据1949年北京市民政局的调查，北京有会馆391座，多数为清代所建。北京的清代会馆都建在外城，其中宣武区约占70％；崇文区约占30％。在北京会馆中，为同乡寓京人士而设的占92％，为同乡商帮而设的占6％，行业性的会馆只占2％。在商业会馆中有相当一部分又在崇文区。宣武区商人会馆较少，主要为士人会馆。士人会馆遍布宣南街巷，构成了北京城士人文化的一大特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京外城巡警右厅对宣南地区的会馆进行过调查，当时共有会馆254家，分布于宣南108条胡同、街道之中，其中有5座以上会馆的有11条胡同或街道，最多的是宣武门大街，有11座会馆，其下依次为：米市胡同、潘家胡同、粉房琉璃街各有8座会馆，虎坊桥大街、骡马市大街、贾家胡同各有7座会馆，烂缦胡同、保安寺街各有6座会馆，丞相胡同、西柳树井胡同各有5座会馆。其他胡同、街道多为1～4座会馆，只有少数街巷没有会馆。

　　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废除，会馆的试馆功能丧失。但现代化教育的兴起，各地进京求学者，仍可以会馆为落脚点。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以居住、集会，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把祭祀乡贤，侨寓京城的会馆作为联络乡谊之地。会馆的性质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和工商会馆了。

　　会馆之最

　　据北京市民政局在1949年的调查，北京市当年共有会馆391个，其中，建于明朝的33个；建于清朝的341个；建于民国初年的17个。最古老的会馆是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同北京城的建设年代差不多；最年轻的会馆是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会馆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潜江会馆。

　　会馆的规模有大有小，皆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热心程度而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祀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如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安徽会馆，其前身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的寓所——“孙公园”，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安徽会馆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占地面积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义园4处、学校1所。较小的会馆如手帕胡同的齐鲁会馆，只有1个小院，房屋13间。更小的如棉花四条的江宁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合院，房屋9间。

　　从会馆走出来的名人

　　会馆的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促使会馆的历史鲜活起来的，则是许多著名人物在会馆里的活动，这就是所谓“地以人传”的效应。

　　绍兴会馆位于南半截胡同。民国初年，鲁迅先生来京，在绍兴会馆居住了7年之久。他最初住在藤花馆，有3间正房，东西各3间厢房，在房东边还有架藤花；没住多久，就迁到西边的“补树书屋”。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下班后回到屋里便抄写古书和碑文。有时在星期日到琉璃厂旧书店去，搜集些古书和古碑拓本。在老朋友钱玄同的促劝下，鲁迅终于拿起了笔，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之后又写成了《孔乙己》和《药》。

　　正乙祠戏楼

　　广东省的会馆是出名人最多的地方。上斜街的广东番禺会馆曾是爱国诗人龚自珍的故居。顺德会馆则因朱彝尊而声名鹊起。顺德会馆位于宣武门外海柏胡同16号，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彝尊的故居，从前有“古藤书屋”与“曝书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朱彝尊谪居海波寺街(今海柏胡同)，在这里完成了《日下旧闻》这部记载北京地方史的名著。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朱彝尊迁出后，在朝官员温汝适等人集资购下房屋，兴建为顺德会馆。上斜街东莞新馆据说曾是清初名将年羹尧的故居。韩家潭的广东会馆则是康熙时钱塘李笠翁住过的地方，还是著名的芥子园旧址。

　　在清代，宣南会馆是文人活动的场所，他们互相唱和酬答，构成了会馆文化的一大特色。会馆还为士人提供了比较优越的著述环境。比如，在米市胡同的会馆里，清代的两位书法名家创作了他们的书法理论名著，一部是包世臣在泾县新馆完成的《艺舟双楫》，另一部是康有为在南海会馆“七树堂”完成的《广艺舟双楫》。

　　谈起康有为，就不能不提到戊戌变法。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由于康有为在北京领导“戊戌变法”活动而名载史册。康有为住在南海会馆北跨院里。他住的屋子像一只小船，所以叫汗漫舫；当时，院内种有7棵树，又叫七树堂。另有一条廊子两侧堆着玲珑的山石，长廊壁间嵌着苏东坡观海棠贴片的石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康有为再次来京会试，仍然住在南海会馆。为抗议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挽救国家危局，康有为连夜起草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随后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同年八月，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创办《万国公报》，十二月改名《中外记闻》，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1897年1月)，康有为组织成立“粤学会”，南海会馆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中心。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南横街粤东会馆成立保国会。康有为在宣南会馆的这一切活动，终于促成了其后的“百日维新”。为变法而牺牲的谭嗣同居

　　住在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与南海会馆仅一巷之隔，馆内前院西屋就是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

　　孙中山先生1912年夏第二次来北京时，受同乡会的邀请曾去铁门安庆会馆、南横街粤东会馆和珠巢街香山会馆出席欢迎会。

　　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的会馆，前清时凡京官宴会大都在此，以联乡谊。民国初年，孙中山来京将同盟会等五政团合并组织成国民党，就是在湖广会馆开的会，数千人出席，孙中山还作了讲演。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1919年，来京时曾住在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并在那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有1000人参加。

　　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会馆，是绳匠胡同的安徽休宁会馆，这里原是明代相国许维桢的宅第，屋宇宏敞，廊房幽雅，馆内的古藤和樱桃相传为许维桢手植，现尚存有大学士汪由敦的手书石刻。

　　江西会馆里有戏楼，常常演戏。张勋复辟时就是在江西会馆里唱戏庆祝的。俞平伯、吴梅、袁寒云等也曾在这里演出过昆曲。民国初年蔡锷、陈师曾等人的追悼会就是在江西会馆举行的。

　　几乎每个会馆背后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故事，不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还是著述丰富的文化名人，他们使北京的会馆变得色彩斑斓，会馆本身也见证了古往今来的社会变迁，成为我们今天需要格外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　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