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里来了大富翁

　　做一回穷人。是这些富人的想法。他们将在5天的时间里，体验一个“窮”字怎么写。

　　一些香港有钱人试图用五天时间体验一个“窮”字怎么写。

　　他们思考贫富谁决定?A.社会资源分配不均。B.靠双手。C.命中注定。

　　最终，富翁们的答案很悲观，一致是C。

　　48个小时之前，JuJu还身在美国加州参加选美。父亲是跨国公司的亚太区主席，她自小在美国长大，衣食无忧，立志活出个美丽人生。这刻，她正穿着红色晚装、头戴后冠，出席一场盛大的花车巡游。朋友问起她下一步的打算，她说：回香港，住板房，做洗碗女工。

　　全职太太Cisy，有钱有闲。有一天，女儿问她，“窮”字怎么写?当妈的半晌愣神，女儿是衔玉而生的一代，在香港九龙最贵的国际学校就读，父亲是银行高管，天生属于英文比中文溜的孩子。

　　Cisy一笔一划向女儿解释：“‘窮’字上面是一问屋，屋下一个身，身子还得弓着，连睡觉也不能把身体伸直。”

　　这是选美小姐JuJu和全职太太Cisy对贫穷的想象。

　　她们打算参加一档名为《穷富翁大作战》的真人秀节目。受邀的主人公是10位有钱人，其间不乏G2000品牌创始人田北辰、香港周氏家族第三代周国丰等社会名流。

　　做一回穷人，是这些富人的想法。他们将在5天的时间里，体验一个“窮”字怎么写：住进贫民窟的板房，甚至露宿街头，打工度日，体验一无所有的生活。

　　根据联合国2008年发布的数据，香港的贫富悬殊居亚洲第一。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亦表示，本港贫穷情况恶化，贫困人口上升至126万，为历来最高数字。几十年来，原本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慢慢发展成“M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间的中产者出现“塌陷”。《穷富翁大作战》的制作组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这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正如《穷富翁大作战》的片首语所说：贫富谁决定?A.社会资源分配不均。B.靠双手。C.命中注定。

　　这群未曾识得穷滋味的富翁是M型社会里膨胀的一极，代表着香港的欣欣向荣：半山上面朝大海的豪宅，游艇桌球红酒高尔夫，圣诞假期到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全家旅游……

　　那么，M的另一极呢?

　　另一个香港

　　凌晨5点，JuJu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来到香港深水炒——这里是香港最贫困的所在，笼屋、板间房的集中地——随行的是一个松软的大枕头。不能作弊，交出八达通、现金和信用卡，摄影机24小时全程陪同。

　　为了寻找合适的人选出镜，《穷富翁大作战》节目组差不多耗费了半年的时间，大部分有钱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担心被绑架，担心公众形象受损，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锅。

　　律师周国丰答应得很爽快。他生于1985年，爷爷周启年是当年香港首位入住山顶的华人。“二世祖”的绰号从小跟着他，体验贫穷，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平反”。

　　任香港某党副主席田北辰的理由是：“我相信，富人坐在冷气房里永远不能体会穷人的真正困苦。”他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信奉自由市场和弱肉强食，他说：“如果你有斗志，弱者也可以变成强者。”

　　深呼吸，生存挑战开始。

　　板间房十来平米，阴森黑暗，除去一张双人床，勉强可以转身。三十多摄氏度，无空调，为了省电费，索性电扇也不开，房间潮湿闷热得像个蒸笼。床板因为受潮发胀，一压，成群的木虱就蹿出来。

　　谢瑞麟珠宝副主席黄岳永身高一米八，躺在这样的上铺，像进了一口木棺材。他总觉得屋子里被一种奇怪发酵的酸味缭绕着。

　　即便这样的“贫无立锥之地”，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统计，租金是每平方英尺60元港币，甚至超过了九龙区的豪宅。

　　大概是疲倦，第一个晚上往往在半梦半醒中过去了。只是扮作流浪汉的Eric有点郁闷。他是香港典型的嘻哈一族，日常生活内容是：高尔夫、红酒、游艇。这夜，他在尖沙咀的文化大广场游荡，以往他每周都在这儿跳探戈，却从来没留意原来这里还可以用来打地铺，露宿者们管这里叫“文化大酒店”。Eric捡了几块塑料垫背，还是睡不着，干脆连夜找工作去了。

　　JuJu和一对四川来的新移民母子同住。清晨6点钟，母亲出门打工。10岁的儿子信誓睡到天亮，JuJu赶忙下床跟他打招呼，小朋友却不大友好：“千万别动我的钱。若你偷我们的钱，我们就不欢迎你们!”他指的“钱”，是藏在自己枕头底下的几十块零花钱。

　　平时爱逛DIOR店的JuJu一下子愣住了，傻笑。

　　

　　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七八点钟，穷富翁们已经开工了。黄岳永的任务是在黄大仙做楼盘保洁。他分摊了19层楼的垃圾清理。干到第5层，他开始缺氧，头晕，走走歇歇。他花3个钟头终于干完了保洁阿姨1个小时的工作量，垃圾车都走了。

　　到中午，黄岳永简直快歇菜了，想翻白眼，饭也吃不下，他问节目组：太体力活了，明天能不能换一份工作?这个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管理界精英开始相信有些活儿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田北辰则是去扫大街。他是名人，过去逛街最怕被人撞见，这回穿了清洁工荧光条纹的衣服，三尺之内无人靠近，到餐厅、商店借洗手间都会被拒之门外，“觉得自己像魔鬼”。他不敢买雪糕犒劳自己，“怕丧失斗志”。

　　前不久，作为副主席，田北辰还坐在空调房里对于最低时薪高谈阔论，“18元每小时，不然企业家们都活不下去了!”但当了一天的垃圾工，捧着便利店的盒饭，他却嘀咕，“每小时28块，也只是够用。”

　　JuJu、Eric和Cisy都是去茶餐厅打工。Cisy感叹，“这两天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这一次真是死去活来。”到了傍晚，黄岳永可算回过神来。他试图回到楼道间的厕所里洗个澡，没热水，就捏着水管站在茅坑上冲凉，突然间楼上抛下一盒吃剩的方便面砸在不远处，灰溜溜的老鼠们嗖嗖地从莫名的角落钻出来，在他面前抢得欢实。从此他再也不愿进那间厕所。

　　深夜里，黄岳永忽然变卦了，他打算明天继续去黄大仙倒垃圾。因为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跨代贫穷

　　

　　工作之余，JuJu会教信誓念书。因为香港住的地方太贵，家里实在没有摆桌子的空间了。于是这个圆脸的小男孩在床上做功课。他不爱学习，JuJu花了一个小时，勉强教会了他三个单词：you，we，they。

　　在穷人间“潜伏”的日子里，黄岳永认识了一个孩子，来香港六七年，孩子甚至没有见过大海。而这样始终困在深水埗，不敢迈出去的孩子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