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秘密

　　有国就有城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京。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摘自《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图/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