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

　　1.今年春节，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溜达，穿戴讲究。

　　蒙古族人在城里溜达，打老远一看就是蒙古族人，虽然我爸进城60年了。他们喜欢背手，眯眼，目接天际——这是在草原养成的习惯。

　　这时，他见街上躺一个老汉，身压自行车。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说：“我等那个人扶我。”

　　“哪个？”我爸问。“撞我的人。”我爸前后左右看半天，没人。说：“哪有人？起来吧。”

　　这老汉躺着问我爸：“你多大岁数？”

　　“八十六。”他“唰啦”爬起来，自己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让你扶？”骑车走了。

　　我爸回家感叹：“现在的人，学雷锋还得报岁数。嗨！”

　　2.我爸认为我妈（干部速成学校毕业）文化不行。

　　我妈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回来很生气，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连牙膏都出两面派了。”

　　我爸听完不言声，用脚划拉鞋，穿风衣戴礼帽，下楼。过一会儿，他上楼说：“你妈这个文化，嗨嗨……”边说边摇头，近于痛心。他手托一管牙膏，指着：“你好好看看！”

　　牙膏大字：“两面针”。

　　我爸摘礼帽，脱风衣，上床躺下，说：“文化是基础，干什么都离不开文化呀！”

　　其实我妈至少认识这个“针”字，她马虎。一回，我和朋友在家喝酒，刚要开瓶，我妈说：“别喝这个，我有好酒。”她搬凳子从壁橱上层掏出一个礼品包装，说：“西马酒。”

　　我爸指出：“西凤酒！”繁体的“凤”字，里边的“鸟”有许多脚，像繁体的马。

　　“马字披上大氅也不能念马呀？工农干部。”我爸说我妈。

　　后来，我爸为我妈发明一个新的称谓——高老师，我妈叫高娃。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老专家管“工农干部”叫老师，无异讽刺乎？我妈跟听不出来一样，在“高老师”的呼唤声中为我爸端茶倒水、拿点心、找花镜。现在每早到他床头送上六粒螺旋藻片。

　　3.我爸对蒙古民歌的热爱无以复加。他盘腿坐床上自己小声唱、跟电视的蒙古语文艺节目一起唱。不过瘾，邀请别人唱。

　　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访我。我爸从她相貌猜是蒙古族人，用蒙古语问：“会唱蒙古歌吗？”

　　该女士本来羞涩，更羞涩了，小声答：“会。”

　　“一块儿唱吧。”我爸兴高采烈，像打扑克找到了搭档。

　　女士大衣裹身，手套还没摘，站着开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气管粘连而略带嘶哑。他和她合唱，虽然不知来客何人。

　　他们唱完《达古拉》，唱《诺恩古亚）、《达那巴拉》、《金珠尔玛》，唱《万丽花》和《隋玲》，多了。一曲唱完，我爸马上接另一曲，唱了一个小时。

　　一般人没有进别人家就唱歌的，但蒙古族人不能拂逆长辈意愿，她只好唱。渐渐的，她的拘谨羞涩唱没了，面上红润沁汗，眼神明亮。我爸唱够了，说：“你们说话吧。”

　　女士说：“我回去了，单位要开会。”

　　4.我们小时候，常见我爸坐在写字台前，凝思多于写字。这时，我姐喜欢给他梳小辫子，在他大背头上儿扎六七根小辫儿，散开再扎。我爸浑然不觉。

　　一次，我爸托颊午眠，我姐塔娜在他头发上梳一个朝天锥，系红头绳，如双簧“一碟子盐白菜”那种。塔娜后来不知干什么，把这事儿忘了。我爸醒来，穿湖青色毛料西服上班去了，没戴礼帽。

　　过一会儿，他气冲冲回家，咬牙、攥拳，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再跺脚。原来，他扎朝天锥走在街上，路遇外人窃笑、大笑却不觉与己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熟人向我爸指出朝天锥发式之所在。我爸愤然捋去头绳却没去上班。他回家训我们一顿后，沿此路重新走一遍上班。

　　选自《新华日报》

　　图/孙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