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一份唐朝公务员放假安排表,觉得他们的假期真是又长又诡异。比如,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天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亲去世,强迫辞官三年;亲身授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家人的忌日,给假三天。
放的假很多,我只拣了这么几条。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真是人性化管理啊!继而又觉得不对,更合适的说法是,社会通过制度在支付道德的成本。
我们一直以为道德是人性中一种隐蔽但是确凿的存在,在个人身上,一经挖掘就大放光明,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但道德是需要成本的,宽泛地说,我们要去掉身上的动物性就要付出代价。比如原始社会,老人不顶用了就会被扔到山上自生自灭;周公之后,才觉得需要花钱把老人养起来。细致地算,道德当然需要时间成本,比如,如果我老师去世,我到底要不要去送行?去,就要请假,请假就要扣钱,扣钱就要落后于别人,落后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弱势群体就很难翻身……如果在唐朝,社会则默许我去祭奠、去料理后事。
唐朝的放假安排,现代人看起来未免觉得虚头巴脑。可这些社会制度像绳索,牢牢地拴住道德的社会认同,使其不至于崩塌。而现代社会增加了生存成本,拒绝支出道德成本,发现社会崩溃,便慌慌张张地五花大绑,试图用绑架的方式去系住已散成沙的人心。
(作者:蒋方舟 来源: 《意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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