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有帖子说,略萨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而且跟帖还相当火爆,连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大肆渲染,这让我真的很无语,看来,还有很多人对我当初竞选总统一事耿耿于怀。但我并不想解释有关政治的种种,我只是突然想谈谈文学。
严格来说,我对政治只是向往,但于足球,却是狂热,很多人极力地搜集我与政治、文学的种种,甚至连我与马尔克斯的小过节都没放过,却忽略了足球与我那刻骨铭心的故事。
少年时候的我深爱塞万提斯,因为它,我爱上了写作。不过那时候,我笔下流出来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一行行诗歌,原因很简单,邻家的哈尔娜有一次告诉我,她暗恋班上一个同学,是个会写诗的才子,这让我飞醋满天,哈尔娜当然不会明白,眼前的小伙子已经暗恋她很久,又怎么容得下别人横刀夺爱。当然,我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回到家里,很是用心地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目是“送给哈尔娜”,还很浪漫地选择了邮寄。
我自认为那首诗绝不比任何一首诗逊色,因为就是那十四行字,我引用了三个典故、明暗两条线,而且,每一句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便是哈尔娜的全名,这是我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学来的,如果哈尔娜收到信后没有一丁点感动,我一定会鄙视她,或者鄙视我自己。
可惜,哈尔娜还没来得及看我的诗,便和她暗恋的才子好上了,这让我彻夜难眠,脑海里不断出现那十四行诗。我一定要为自己的爱情再努力一次,所以,在哈尔娜门口,我问那封信,原以为她还没收到,那么,如果收到了,我就恳求她再考虑一下,我绝对比那个会写诗的才子更好。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她说看了,然后塞给我一张报纸,说男朋友的诗经常发表在这报纸上,叫我学着点。
我看了那首诗,很次、很烂,直到现在,我都不买那家报纸,就因为那首诗,我觉得这家报纸太没水平,它不仅亵渎了诗,还侮辱了我的爱情。
哈尔娜潇洒地转身,我知道,她去和才子约会了,可我又能怎么办,讨厌踢球的我,那天狠狠地踢了一场球,那是一场对诗歌、对文学发泄的球赛。
幸运的是,正因为那场球赛,或者说那次发泄,我找到了文学的真谛。球在脚下,无论我怎么玩,怎么耍花招,哪怕是连过几个后卫,那都只是运球,场外的观众只是在观看,可是,当我憋着一股闷气用力地来了一脚远射,足球破门而入的时候,观众一片狂呼,经久不息,我突然明白,得分是最重要的。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文学是个球。踢得再好,也不如一次简单的进球。我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不好,在哈尔娜眼里,只是因为它没登报,所以没得分。
我发誓,自己的作品不仅要上报、要出版,还要让所有读者狂呼,只因文学也需要观众,才华更需要被认可。1962年,我的作品《城市与狗》终于震惊西班牙,那一天,我面朝大海,想着十四行诗、想着哈尔娜,还有足球场的破门。
于文学,我把它当作一个球,或许这种概念会让同行笑掉大牙,但是,当他们看到我的《世界末日之战》、《绿房子》获得海明威文学奖,当西班牙最高荣誉的塞万提斯奖花落我家,我想,我该有资格谈谈文学、谈谈它与球的关系了吧!
2010年,我终于破开了文学最高的门槛,在斯德哥尔摩,拙作《中国套盒》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我要感谢很多人,但我首先要感谢的,它只是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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