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刚登基，左都御史孙嘉淦便上书劝谏，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清代第一奏折”的《三习一弊疏》。
所谓“三习”，是说人为官时间久了，往往不由自主地生出三个坏习惯，即耳习、目习和心习。耳习：耳朵听惯了奉承话而讨厌逆耳之言。目习：眼睛看惯了讨好的行为而讨厌耿介之举。心习：内心习惯了温顺服从而讨厌违抗拒绝。
孙嘉淦还详细分析了“三习”日积月累的养成过程。耳习——开始时只是不喜欢别人有不同意见，后来便逐步发展成不顺耳的话也不爱听，最后连讨好的话说得水平不高都不行。目习——刚开始是排斥不礼貌的人，而后讨厌那些对自己敬而远之的，再后来连对自己尊敬但不会办事的，都觉得厌烦了。心习——原本认真地工作，可时间一长，便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再后来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觉得正确，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这就是“三习”导致的恶果。《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见这“一弊”的危害性有多大。孙嘉淦切中了历朝历代兴衰的要害。乾隆将他的奏折宣读于朝堂之上，与众大臣共勉。
（祝雅婷摘自《今晚报》201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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