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完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个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说有饭吃。那个地方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说是要送他去延安当兵。
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他就没有去。
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成高干子弟了。”
父亲还讲，他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他差点要买，西安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老家丹凤。
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了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
当我在农村时，我的境遇糟透了。父亲有历史问题，母亲害病，我又没力气。报名参军，体检的人拿着玻璃棍儿，把我身体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结果也没有当成。第二年又招地质工人，我去报了名，当天晚上村支书就在报名册上把我的名字画掉了。隔了一年又招养路工，就算我拿着锨，从公路边的水渠里铲沙土，垫路面的坑坑洼洼，人家还是不要我。后来想当民辦教师也没被选上。再后来一个民办女教师要生孩子，需要一个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经为此去修理了一支钢笔，却仍让邻村的一个人顶替了。
那段日子，几次大正午的我在犁过的稻田里犯蒙，不辨方向，转来转去寻不到田埂。村里人都说那是被鬼迷糊了，让我顶着簸箕，拿桃木条子驱鬼。
十几年后再提起这些事，有长者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生活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岔道都被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往垴上去。”
我想也是。
（檬 男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带灯》一书，周君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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