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往事

2009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仁者仙去,精神和音容犹存。本刊谨选录著名记者唐师曾新近修订的一篇回忆文章,以资追念。年届90的季老先生,老僧入定般呆坐未名湖畔已近4个小时,可

2009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仁者仙去,精神和音容犹存。本刊谨选录著名记者唐师曾新近修订的一篇回忆文章,以资追念。

年届90的季老先生,老僧入定般呆坐未名湖畔已近4个小时,可他那只心爱的小白猫仍端坐树端,丝毫没有下树回家的意思。老年白内障、顽固的耳疾使东方哲人耳不聪目不明,但这绝不妨碍他认真护卫树顶上嬉戏的小生命。“土猫能活十几岁,洋猫也能活七八岁,就是得严加看管,现在人心不古,有人吃猫,也有人以贩猫为业,猫贼太多。”

整整3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庆幸自己吉人天相,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好人。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吓死过去。

许多年后,季老对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不亚于以身相许,是对我的极端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

季老对事认真,对人认真,对学问更认真,事事讲资料、讲考据。一日我与两位校友到季老先生家闲坐,一学兄说起张中行应算季老同学,季老侧首思索半天,认真答道,张中行年龄比我大,上学比我早,毕业比我晚,应称校友,不是同学。该学兄又问钱钟书学问如何,季老再次侧首思索半天,说虽是同学,但隔行,从未研究过。对未研究过的东西,无法评论。这种刻板的认真,也许是季先生早年留德的印记。季羡林现在能操8种语言,印度梵文、小乘巴利文、隋唐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德文等。问其哪种外语最最擅长,答曰应该是德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羡林在德国住了十年,身上的语言功夫,大多是当年在德国奠定。

1911年8月,季羡林先生出生在山东临清一个“五代赤贫之家”。季老的父亲、叔叔都是孤儿,靠在枣树林里“捡落枣”长大。幼年的季羡林跟叔叔流浪到济南,千辛万苦才读完小学、中学,再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大、清华。1935年,季羡林考取政府官费留学生,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南亚古语,获博士学位。

季羡林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回国,立即被北大校长胡适、傅斯年聘为教授。在北大一代大学问家陈寅恪影响下,季羡林走上印欧古典语言的治学之路。“现在人常讲机遇,佛家叫‘因缘’,我的一生全然由于因缘。”至于选中梵文,“全因偶然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梵文课”。一直到现在,每说到恩师陈寅恪都免不了珠泪潸然。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燕园教学生涯里,季老在东西比较文学、原始佛教语言学、印度中世纪语言学、吐火罗语义学、梵语文学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奠定了泰斗地位。

几十年来,季老每天凌晨4时准时工作,直到晚10点,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紧张工作之余,季老对国内外来信,每信必复,透着贯穿一生的严肃认真。

对学问如此,对生活亦如此。季羡林将“文革”中在北大蹲牛棚的血泪经历仔细回忆,认真撰写后,命名《牛棚杂忆》,意在教育国人。他坦率道出北大知识分子受“文革”社教运动“派毒”之深,用自己双手造出牛棚这一阿鼻地狱。季羡林认为“文革”中最可怕的就是“派性”,在伟大口号下,人们分成不同的革命派,互相争斗。“派性”就像一条大蛇,谁被缠上都无法脱身。他说,弄不清这是什么社会心理,在革命的旗号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朋友成仇……季老扪心自责,说自己也有派性。本来政治运动的浪头早已越过他,他本身也没有政治问题,大可以做逍遥派,可偏偏不甘寂寞,看不惯学校里掌权者的“老佛爷”作风,自己跳出来说话,才落得蹲牛棚的难,不能怨别人,只能怪自己。为此,季羡林呼吁,希望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自己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反省“文革”,反省自己。

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他引用圣严法师的话“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他衷心希望中国能朝提升人口素质的方向走。

1997年我大病,后住院……认真而慈悲的季老几次向我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大嫂转达关心,祝我康复,其认真宛若对待他自己一只生病的猫。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北大,我去拍照,季老见状连称生命宝贵,三次劝我尽快回医院去,其认真如是。1998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在北大勺园举办《世界文明史》发行式,我因迟到而缩在门口,不想神目如电,还是被季老发现。他让助手李玉洁教授两次过来,问我是不是唐老鸭,怎么病得忽胖忽瘦七十二变,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埋怨“都是住院住的”。

季先生肯定也不喜欢住院。再高级的病房,除了上卫生间,整天都暴露在你出我进视线里,像浴缸里的金鱼,失去老派知识分子的冥思环境。为此季老几次说要回北大,我还答应他用大吉普把他偷出去,可担心他贵体,更怕自己破坏纪律,事到临头打了退堂鼓。

平时来找季老题字的人很多,写字是件很累人的事。除非秘书肯挺身挡驾,否则成年累月,群雄环伺,病房正中央一张大床,老人家足不良于行,想躲也没处可逃。季老太好说话,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律童叟无欺,照单全收。90多岁的老人,风烛残年,抖抖地写字,令人心痛。受身体和情绪影响,睿智的大脑只能在用什么笔上动动学问:铅笔、圆珠笔、签字笔、钢笔、马克笔、自来水毛笔……真正蘸墨汁挥毫的传统毛笔。

有客人来,季老总是正襟危坐,极认真地回答来宾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有个别不懂事的闲人,得寸进尺,拍先生肩,上先生床,提些四六不着的要求,让人摸不着头脑,先生也不以为忤。有一次,一位爷硬逼着季老回答:香港是饶宗颐厉害,还是金庸厉害。我在一边早已面露愠色,按剑而立,而先生还在那里认真恭候。实在累极了,就回话渐少,直至点头不语,最终双目微合,仿佛老僧入定,让自己的灵魂暂时逃离苦海。要是谈话投机,一定侃侃不止,满面春风,对答如流,灵光一现的偈语不断。

我陪四姐去见季老,四姐是军医出身,担心老人体弱,会交叉感染。说话总离季老两米多远,担心季老耳背听不清,问,我给您买个助听器吧?季老说,不用,没到那个程度,你的话听得很清楚。季老要给四姐写字,四姐让岳姐去拿老花镜。季老说用不着,能写!结果写了很漂亮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次用的是粗号的油溶签字笔。

我自己不好意思请先生费神,但心怀鬼胎,总被先生看出来。其中一次,2000年,先生主动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用了极高的赞美。当时我出差南极,无法来取,季老还让李玉洁老师把文稿快递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任幼强编辑处。先生给我写字,每次都是毛笔宣纸,题款有时还写上“敬题”,称我“老弟”……现在想来都是罪过。怪自己年轻无知,无端浪费先生那么多宝贵时间。

1979年,我在北大国政系上一年级,社科院一位前辈托我给季老家带东西。推开朗润园北面某某公寓一扇木门,第一次看到季老先生正坐在重叠如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堆在桌上的各种参考书比我还高,书中夹着纸条、卡片、种种索引,一副做大学问的认真样子,令我肃然起敬。我冒失地往沙发上一靠,竟压着一堆睡觉的猫咪。季老是中国的国宝,猫咪是季老的家宝。

20年弹指过去,季老还是当年那身蓝布中山装,“我很保守,到哪都这么穿”。30年来,季老的猫或死或丢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他撒在未名湖后湖朗润园一带的莲子已是一片残荷。日月荏苒,可季老侍弄小动物、接人待物、研究学问依旧认真如故。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吧,季先生过生日。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胡说了。季先生在北大一辈子,对他的人品,你们各位比我还熟,对此,我也不说什么了。”

季先生是时下罕见的清醒、冷静、智慧的知识分子,祝他老人家脚踏莲花,往生净土。

(杨子萌摘自人民网,魏德运摄影)

(作者:唐师曾 字数: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