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请296名居民参与一项科学实验,将一本哈佛大学“护照”转寄给另外一个州的一个人。米尔格兰姆给出他的名字,但是没有告知地址。如果参与实验者认识这位经纪人,就
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兰姆请296名居民参与一项科学实验,将一本哈佛大学“护照”转寄给另外一个州的一个人。格兰姆给出他的名字,但是没有告知地址。如果参与实验者认识这位经纪人,就直接寄给他,否则就寄给他们认为最可能认识此人的亲友代转——如此持续下去,直到寄到经纪人手里。寄的时候在“护照”上记下邮寄记录,并给米尔格兰姆寄一张明信片,让他知道这些“护照”的行踪。
除去没按要求寄的,有64份“护照”最终寄到了目的地。有的只经过一两个人,有的则八九人辗转相托,平均寄了5.5次。这个实验似乎验证了“六度分离”理论:最多经过5个人,也就是经过6步,就可以把世界上的任意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许多实验都表明,世界的确不大。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可以用电子邮件代替平邮来重复米尔格兰姆的实验。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向166个国家的6万多网民发去一封连环信,请他们转给随机选中的位于13个国家的18名收信者之一,结果大部分信件转了5到7次后寄到了收信人信箱。2007年,微软研究人员对2.4亿名MSN用户的300亿条短信进行分析,发现MSN用户之间的距离是6.6步。
世界是如此的小,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如果世界是有序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会非常遥远。如果把一个棋子从棋盘的一端有秩序地一步一步地移到另一端,会有很多步。但如果允许走捷径,就会很快抵达。
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交往有一定的秩序(例如有相似背景的人容易相互认识),组成朋友小圈子,但是也时不时会结识其他朋友圈的人——正是这些“捷径”让世界变得很小。
还有很多更小的世界,其成员通过某种特殊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数学界,有史以来发表论文最多的人据说是匈牙利数学家,他一生发表了大约1500篇论文,合著者多达511位。数学界用“数”来表示某个数学家与的距离:鄂尔多斯本人的鄂尔多斯数是0,他的论文共同作者的鄂尔多斯数是1,与这些人合写过论文的人是2,依此类推。当代大部分数学家(20多万人)都能如此与鄂尔多斯发生关系,获得自己的鄂尔多斯数,平均是4.65。
在电影界也有一个“培根数”。美国演员凯文·培根被称为“好莱坞宇宙的中心”,据说好莱坞的所有演员都能在银幕上直接或间接地与他联系上,不多于6步。比如章子怡的“培根数”是2:她在2007年动画片《忍者神龟》中与劳伦斯·费歇本一起配音,而后者在2003年《神秘河》中与培根一起出演。统计表明,全世界有100多万名演员都能和培根拉上关系,平均“培根数”只有2.98。
实际上,好莱坞有500余名演员比培根更“中心”——其他的演员更容易和他们联系上,联系的平均步数在2.7〜2.9。类似的,在物理学界有“爱因斯坦数”,在围棋界有“秀策数”(秀策是19世纪日本棋圣)。而由于鄂尔多斯曾经在纪录片中露过脸,又喜欢下围棋,所以他既有“培根数”4,也有“秀策数”,不多于5。
世界很小,这个发现并不只是用来玩游戏,还有更实际的意义。例如,一种新兴的传染病能够以可怕的速度传播,从一个偏远的地方很快地传遍全世界,只需要一两个远途旅行者,他们提供了连接世界的“捷径”。
只有当人们彼此能够交流时,世界才会变小,否则,就会大到像是在不同的世界。当米尔格兰姆做连环信实验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米尔格兰姆把收信人设为某个中国人,那些“护照”势必会被挡在国门外。外来的糟粕,例如传染病,难以进入闭锁的国门,代价是新的思想、观念同样难以传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注定是一个落后的世界。
李莹莹//摘自2010年2月24日中青在线,
杜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