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中的内隐认知

摘要对内隐和外显记忆的区分与研究导致了当代认知心理学家对内隐认知现象的更深入探讨。该文从内隐认知的新角度，初步分析了问题解决过程所蕴含的无意识的认知加工过程，同时介绍了国外当今问题解决领域有关直觉、顿悟和酝酿效应的一些实验研究。

关键词问题解决内隐认知直觉酝酿顿悟

人类问题解决的内省分析一直强调直觉、酝酿和顿悟现象，即思维者觉得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却不能在第一次尝试时解决它，然而，在将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成熟的解决方法却在意识中出现。这种现象长期以来吸引着、但也同时困扰着问题解决的研究者们。

虽然格式塔心理学家在他们的思维和问题解决理论中已经粗略刻画了顿悟的特征，但相对于其他心理现象来说，对直觉、酝酿和顿悟的兴趣在行为主义盛行时期衰退了。随着20世纪60年代认知革命的到来，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力才又回到思维方面，发展了大量关于分类、推理与判断以及问题解决等等的学说。但是，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过去的大多数研究只强调在各种问题解决任务中主体的“操作”，并不看重在问题解决中主体的“体验”。在回顾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意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内隐认知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关于问题解决的体验，尤其是导致顿悟的直觉和酝酿的体验，探讨问题解决所蕴含的无意识认知加工过程。

一、内隐认知研究的兴起

1926年，沃伦斯提出了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问题解决过程的一个粗略模式，认为问题解决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四个阶段-酝酿阶段-顿悟阶段-验证阶段。有时，问题解决得较为顺利和迅速，这四个阶段就无法明显地区分开来，但在许多困难和复杂的创造性思维中，阶段性就表现得较为清楚，而且，沃伦斯指出，这其中“可能发生一系列无意识的和不自觉（或前意识的和前自觉）的心理事件”。

许多年来，虽然认为无意识心理过程在思维和问题解决中有重要作用的信念受到圈外人士的广泛接受，但却一直受到该领域内部不少研究者和理论家的质疑。

当前对心理无意识研究兴趣的复苏和内隐认知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经疾病患者和普通被试中内隐记忆现象的研究。对诸如词干补笔和词汇决策等任务启动效应的研究表明，尽管被试不能回忆或再认早先学过的单词，但内隐或间接记忆测验揭示了对这些词项的保持。基于这些研究，1985年Graf和Schacter提出了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与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的区分。外显记忆指传统上研究的、需经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现象，而内隐记忆则是一种自动的、不需有意识回忆的记忆现象，人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记忆，它只会在特定任务的操作上表现出来。在大脑两侧直至颞叶中部（包括海马区）损伤或者间脑受损的神经疾病患者身上，显示出了外显记忆的全面损害，但却保留内隐记忆；在功能性健忘症患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分离。而且对大脑未受损的、非健忘正常被试的研究表明，影响外显记忆的实验变量也并非总是影响内隐记忆，反之亦然，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实验性分离现象。许多证据表明，在感知、学习领域也存在内隐和外显的差异。过去的十余年中，西方心理学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中国，较早开展这方面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研究者主要有朱滢和杨治良等，朱滢等人运用“汉字补笔”对汉字学习和记忆中的内隐现象进行了探讨，杨治良等人在研究内隐记忆、内隐学习的基础上，更通过一系列研究进一步将内隐认知引入社会心理研究领域，较为系统地揭示了社会认知中的内隐特点。

相似地，最近人们在研究中也不断观察到被试的体验、思维和行为受到一种他意识不到的思维（如对一个问题的意识不到的表象、判断、推理和解决方法）的影响，Kihlstrom称之为内隐思维(implicithought)。虽然相对传统的“思维”概念，内隐思维是个颇难理解甚至有些矛盾的概念，但目前对它的研究已被带进认知心理学家的实验室，并且有迹象表明，它将会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研究者，这尤其表现在对问题解决过程中直觉、酝酿和顿悟体验的研究上。

二、问题解决中有关直觉的实验证据

问题解决中有效直觉的一些证据首先来自Bowers等人的系列研究。

早在60年代中期，Mednick为评价创造性思维发展了一种遥远联想的测验（RAT,RemoteAssociatesTest）。Mednick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为需要而形成新联接的能力，因此，测一个人的创造性就是测他对那种在意义距离相距甚远、表面看似不存在联系的事物之间建立新联结的能力。在RAT程式中，呈现三个貌似无关的词，要求被试寻找第四个与这三个词都发生联系的词，譬如，刺激词是“天空”、“海军制服”、“多瑙河”，则被试要在脑中联想、与这三个词都有关系的词是“蔚蓝色”。

Bowers等人在RAT基础上发展了一种被称为“三合一配对”的DOT(Dyads of Triads)程式来研究问题解决中的直觉现象。他们在实验中呈现两个象RAT的测试项，其中只有一个是可以解决的或有内部一致性的，另一个则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或不一致的，如：

a：playing credit report (答案：card)

b：still pages music (不可解决)

要求被试观察这两个三合一组合，然后找出哪一组具有内部一致性并说出答案。当然，在实际不能完成要求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代表了被试的一种猜测、预感或直觉。对大学在校生的研究发现，被试正确选择的比率明显高于随机概率，虽然被试很少能肯定他们的选择，但更多的准确性与更高的信心评定相联系。很明显，这些选择并非随机，对正确答案被试似乎有种直觉，反映了意识之外信息加工的一种有根据的猜测。

后来，Bowers等人发展了一种更为敏感的累积线索任务（ACT,Accumulated Clues Task）来进行研究，更进一步获得了问题解决过程中直觉作用的证据。于是Bowers等人从他们的研究推论，问题解决中的直觉现象反映了存贮在记忆中的知识自动和无意识的激活与整合，激活的阈限下水平从认知网络表征线索的节点开始扩散，并在表征答案的节点集中，这种激活是被试对哪种DOT和ACT问题是可以解决和答案是什么的直觉的基础。

与此同时，Dorfman构建了一种类似的“六合一配对”来进一步研究问题解决直觉发生过程中认知激活的过程和元认知特点。发现了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来自记忆中信息逐渐自然增长”的更加详细的特点，但却能激活记忆中的信息，使他对遇到的新信息敏感，这进一步激活了其他有关的记忆痕迹，产生了内隐的一致性集结，从而有助于产生关于问题答案的较明显的假设和预感。当内部记忆痕迹的激活达到发现顿悟答案的阈限时，直觉就导致了顿悟。

三、问题解决中的酝酿效应

不论在发明家、科学家还是一般人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我们都可随时注意到“把困难的问题放在一边，搁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获得一个满意答案的酝酿效应(incubation effect)。但对此现象的解释和实验研究，多年来却一直是困扰心理学家的难题。

1．酝酿效应的错误遗忘观

关于酝酿的一种观点很早就隐含在Simon等人GPS理论的早期阐述中。该理论认为，在问题解决的每一点，当前状态在短时记忆中保持，而目标状态和其它要达到的子目标存在于长时记忆中。如果思维被打断，或者其它原因使注意离开正在解决的问题，当前状态就会因为衰退或受到代替而丢失。当思维者回到原问题时，问题空间或子目标等级可能受新近加工信息的影响而改变，于是，思维者从与他先前离开问题时有些不同的另一节点重新进入问题空间。正是这种优势点的差异，导致了酝酿效应的产生，酝酿期为个体提供了遗忘错误线索的机会，但同时也提供了更多新的、在该情境中有用和适合的线索。

这种观点最近在Smith和Blankenship所做的一系列画谜研究(rebuspuzzle)中得到一定证明，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似乎遗忘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酝酿效应。

2．酝酿效应的无意识加工观

虽然至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了酝酿效应的无意识加工观，但直到1987年，Yaniv和Meyer才用一种特殊的语义启动程式为其提供了实验依据。

在Yaniv和Meyer的实验中，他们向被试呈现一些定义描述，这些定义描述的是些难度相当大的低频单词，要求被试想出单词本身，如果有回答，就对他们进行答案是否正确的自信心评定；如果答不出，则进行TOT(Tip-of-the-Tongue)和FOK(Feeling-of-Knowing)评定。最后，两种情况下，都进行一项词汇决策任务(lexicaldecisiontask)，在这种任务中，向被试呈现六个词项，包括一些英语单词和一些非词项，其中，英语单词是先前定义问题的直接答案和一些控制项。结果被试显示了在由定义描述所指向的单词上的启动，甚至在他们不能想出该单词本身的时候，尤其是当被试经历了TOT水平而给了FOK的高评价的时候；并且当实验把定义描述与词汇决策任务之间的间隔增加4分钟，仍然得到了同样结果。这表明，尽管酝酿期间的填充物任务(fillertasks)增加了记忆的负担，但实验中表现出来的启动仍可以延续到足以对酝酿的效果起作用。

Yaniv和Meyer由此指出，在语义记忆中有一种启动的模式，它是问题解决中直觉和酝酿可以发生的基本机制。酝酿效果反映了问题最初表述所含线索以及被试早期关于问题推断和暂停活动期间所加工新的情景线索的累积性影响，即使在通过意识察觉的阈槛之前，激活的阈限下水平仍然可使问题解决者对与答案有关的新信息敏感，这蕴含于FOK和其他形式的元记忆判断之中。

但酝酿具体涉及到哪些类型的激活？其作用机制又如何呢？通常研究者提到两种类型的激活作用，即自发激活(autonomous activation)与交互激活(interactive activation)，前者发生在与周围事物无关的条件下，而后者需要有关环境线索的表征，以便与准备好的知识结构建立联系。自发激活的发生只包含时间的变迁，交互激活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中必须有可用的新信息。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些研究支持了酝酿效应的自发激活，有些则支持交互激活，能被所有研究者都接受的最终结论还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

最近，Dorfman的一组研究更为直接地检验了酝酿效应中自发和交互激活的作用。在实验一中，首先向被试提供六合一配对中的三个项目，象前述一样，要求被试解决每个问题，并进行一致性判断。然后，重复未能解决的问题，分立即重复、延迟5分钟和延迟15分钟三种情况，在这一阶段，不给予任何额外的线索；而在接下来的问题重复时被试分别接受一、二或三条额外的线索。这些长的和短的间隔用其他条件下的问题充塞（即长延迟用短延迟条件下的问题填充，短延迟用长延迟条件下的问题填充）。

结果发现，长或短的酝酿期与无延迟相比没有任何显著差异，被试在三种条件中新解决的问题数量大致相同（无延迟，M=1.47；短延迟，M=1.20；长延迟，M=1.33）。然而，酝酿期确实与线索条件有交互作用（M=3.36），显著多于完全无延迟条件（M=2.43）；三条线索没有额外的优势，而且，在长延迟组中附加的线索也没有优势。这表明，该实验中观察到的任何酝酿都是由于交互激活而不是自发激活作用的结果，即只有当实验者在酝酿期之后提供额外的与问题有关的线索，酝酿期才是有效的。

实验一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是，酝酿期间充塞的是费力的相关活动，于是，Dorfman的实验二重复了实验一的基本条件，只是酝酿期用无关的算术任务填充，这样，被试的思维仍被占用，但对六合一配对问题的解决干扰较小；与此同时，她还增加了一个中等延迟条件。结果表明，长延迟之后问题解决的数量（M=5.30）多于无延迟（M=3.40）、短延迟和中等延迟（M=3.20）条件，这明显表现在给予额外的线索之前。这些结果支持了自发激活，即是时间而非额外的线索孕育了酝酿效应。

这里，实验一和实验二的主要差别表现在酝酿间隔安排的任务不同。实验一中，酝酿间隔填充的是与所酝酿问题性质相同的任务，而实验二中酝酿间隔填充的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这样，作为填充物的任务就不会与正被酝酿的问题争夺认知资源。综合Dorfman的两项实验，可以认为，一般情况下，酝酿效应主要是自发激活的作用，酝酿使激活可以扩散到与问题解决有关的节点（甚至包括目标答案），从而提高被试在下一次遇到该问题时获得答案的可能性；而如果单独的自发激活不能产生答案，则交互激发可提供额外帮助，酝酿期的激发使被试对环境提供的新信息敏感，新信息促使的激活与酝酿期不断渐增的信息相结合，从而提高了发现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但这一切都在意识阈限之下，当阈下激活积累到一定强度，才会跨越意识的阈槛进入意识水平。

四、结语

思维有许多种形式，Neisser早在1967年出版的《认知心理学》一书中就指出，“一些思维是深思熟虑的、有效的和明显有目标引导的，它通常有‘自我控制’的体验；另一些心理活动是含蓄的、混乱的和没有效率的，它倾向于不自愿的体验，它只是‘发生’”。Neisser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形式的思维，一方面是理性的、受抑制的、逻辑的、现实的和次级的加工，另一方面是直觉的、创造性的、前逻辑的、自发的和初级的加工，两者分别反映了系列的和并行的加工，在系列的加工中，每种心理操作按顺序执行，而在并行加工中许多操作同时进行。传统上，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多集中于系列加工，只是最近，通过Rumelhart和McClelland等人的著作，“并行加工”概念才深深影响了现代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思想与研究。

思维的另一种分类表现在自动的和控制的加工之间。理论上说，自动加工仅与特定信息的输入有关，不管被试的意图，而且，自动加工的执行消耗极少或不用额外的资源，因此，自动加工可在可察觉和意愿控制之外运行，也就是说，它们是无意识的。正是随着并行加工、自动化以及程序性知识等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几年，心理学家才对无意识现象、尤其是无意识认知开始重新审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过去，心理学家一直认为，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思维，但我们知道我们想“什么”；而现在，关于内隐认知现象的进一步揭示提醒我们，似乎我们也并非一直都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和知道什么，被激活的当前和过去的经验的表征可能正影响着我们即使意识察觉不到的经验、思维和行为。

目前，内隐感知和内隐记忆已得到很好地证实与研究，而对内隐思维的研究则刚刚开始，其中有着大量的问题亟待我们去重新界定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