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犯错的确定感

心理学著作中常常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人们受邀看一段录像。那是两支篮球队32秒的比赛，白队和黑队各有3名球员，播放录像的人指示观众要数出黑队队员来回传球的次数。

录像放映结束后，观众们被要求回答，录像中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答案是什么都没有。播放录像的人进一步提示，“几个人看到大猩猩了？”还是没人举手。

接下来，录像重放，令人惊骇的是，大家都看到球场中间确确实实有一个穿着黑猩猩服装的人，在录像快结束时跑上球场，捶胸长达9秒，然后走开了。

于是有观众怀疑，录像本身被动了手脚。但即使是开展下一批实验，由第一批观众作为旁观者，后者仍然不可避免地滑入了视觉盲区。

此类例子并不少。《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一书第2章介绍说，美国“挑战者”航天飞机爆炸的当年，研究“闪光灯效应”记忆（对极度戏剧化事件的回忆）的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让班上的106名学生写下他们是如何听到爆炸消息的，以及当时他们在哪里，在干什么，听到爆炸消息是什么样的感觉，等等。

时隔两年，乌尔里克·奈瑟再度访谈这106人，却有25%的学生所说与原来日记所记录的截然不同，真正能将所有细节都写正确的人不足10%。在他们看到自己原来所写日记之前，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的记忆正确无误；甚至，在日记对比下，仍有许多人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错误的记忆才是正确的，至于日记，“这的确是我的笔迹，但事情不是那样的。”

经济学家在公众舆论中时常扮演可笑的角色。譬如，多数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理论深信不疑，对市场自由的膜拜早已深入骨髓，成为高度认同的信念，以至于你可以将其著作中的“市场”二字，与“上帝”调换，也不影响原文的表达结构。即便有了无可辩驳的相反事实证据，经济学家也不会承认自己判断错误，更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采用一种新的态度或信念证明理应如此。在他们的“确定感”次序排列中，信念比现实更优先。

美国加州大学锡安山医院神经科主任罗伯特·伯顿，撰写《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一书，就是指出，人们咬定的“知道”、“确定”、“肯定”是一类的结论，不仅常常与客观事实存在细节差异，甚至方向都弄错了。确定感过强，正是书名所指的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首先还是应当确立“确定感”（“知道感”）的价值。通过感官和视听，我们一边评估自己的内部系统，一边与周围的世界保持联络。我们需要通过类推，在“确定感”的帮助下，不断丰富、更新、强化自己的认知。人一旦与“知道”、“正确”、“确信”等感觉脱离，是无法完成起码的正常思考和生活。

但确定感过强，甚至发展到将直觉和已有认识内容定位为绝对正确的程度，就意味着过度的偏执。偏执的人尽管口口声声说自己“对事不对人”、做事客观，却根本不喜欢、不接受对自己确定感形成挑战的外部事物，或者其他人的言论。反之，在一定的确定感基础上，认识到自己认知水平存在局限性的人，就能够善于区别确定感假象与常识之间的差异，这就叫做质疑。所谓创造与创新，其基础都来源于质疑。

一个人，从小到大，逐步建立起情感习惯、情感方式和对行为奖赏的期待，这可以称为人的成长和成熟。但反过来看，也是人自己认知上逐渐走向封闭、“确定感”压倒质疑精神的过程。

我国大陆地区的中小学教育阶段，知识教育的水平举世闻名，就是因为过早地形成了学生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双重的强化“确定感”，才造成后一教育阶段培育出的学生的创新水平，在国际上近乎笑柄。而这些学生创新思维不活跃、创造能力不足的最直观表现，常常是基于知识和逻辑上未经证实的“知道感”，而使他们主动放弃了科学求证、探索的可能。

罗伯特·伯顿在书的末尾提出，“确定感”的缺陷、人自身认知水平和范围的局限性，是必须为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我们应将“我知道”改换为“我认为”，即保留兼容并蓄的空间和渠道——不管自己的观点看起来多么的通情达理而有说服力，都不能定义为不可挑战的真理或唯一答案，而应拿出感知力去了解外部世界或他人的反映，始终对自己及自己所遵循的观点立场保持质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