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发展

精神分析发展的理论考虑到了人格结构、思维过程和本能的发展，以及与此三者有关的特征（人格）的发展。发展理论有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经历植根于机体生物学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而进步。第二个方面，从起因的角度来看（the genetic approach）,强调早期事件对所有后继行为的重要性。极端的精神分析学立场竟然认为后来的人格的大多数重要方面在生命最初五年结束时就已经形成了。

思维过程的发展

关于思维过程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专注于从原发过程思维（primary process thinking）到继发过程思维（secondary process thinking）的转变。原发过程是无意识的语言，在此现实和幻想是不可分辨的。原发过程思维通常出现在梦中，在此事情在同一时刻发生在不只一个地方，不同的人的诸多特征能够组合或混淆在一起，事情及时地迅速向前向后变换并且在醒觉的生活中（waking life）是不可能轻易地发生的。

继发过程是意识的语言，是学习、思维、记忆和现实检验的语言。与些相对应的是自我以及稍后的超我的发展。随着自我（ego）的发展，个体作为一个客我（self）与自己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更为分化。同时，自我关注减少了，运动能力增强了，语言的使用也增加了，还有事件预期能力和延迟满足。健全超我的发展反映于一个完整的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中，体现于承受自尊打击的能力上（接受缺陷而以不退回到幻想中去的能力），以及体现于一种成就时的骄傲感中。

本能的发展

精神分析关于的发展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本能的发展。本能的来源在于躯体的紧张状态，也就是倾向于集中在身体的某个特定区域，这个区域称为性感带（erogenous zones）。按照精神分析理论，躯体的几个主要的性感带的发展和变化是由生物性成因所决定的。

在任何一个时候兴奋和能量的主要来源倾向于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并且在发展早期的几年里这个特定区域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着的。第一个性感区是口腔，第二个是肛门（anus）,而第三个则是生殖器。儿童的精神和情感的成长都有赖于和这些区域有关的社会互动，焦虑，和满足。

发展阶段

第一个兴奋、敏感及能量的主要区域是口腔。这一兴奋的位置导致了口腔期（oral stage）的名称。早期的口腔满足主要发生在喂食、吮吸手指以及其它婴儿特有的口腔活动中。在成人的生活中的口腔满足可见于咀嚼口香糖、进食、吸烟和亲吻当中。

在口腔阶段的早期儿童是被动而接受的，而在后期，随着牙齿的生长，也就融合了性快感和侵犯性快感。在儿童身上，这种本能满足的融合也可见于吃动物饼干上。在往后的生活中，我们也还可以在许多领域里发现口腔满足的痕迹。例如，学术上的追求在无意识中也与口腔满足有联系——被给予“思想的食物”、在阅读时要求“吸收”有关的材料、在考试时则对所学的进行“反刍”。

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肛门期（anal stage，两岁到三岁）,兴奋存在于肛门处以及粪便通过肛门通道时的移动过程中。精神分析理论相信排便在对这一区域的粘膜进行剌激过程中带来了紧张的解除和快感。与此性感区有关的快感涉及到了机体的冲突，排除与保留之间的冲突，释放时的快感与快感的保留之间的冲突，以及在排便中获得快感的愿望与外部世界要求延迟之间的冲突。

后一种冲突代表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首次关键性冲突。在此外部世界要求儿童违背快乐原则，否则就遭受惩罚。儿童可能会对这样的要求进行报复把粪便拉在裤子里；把肠蠕动与失去某种重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压抑；或者是把肠蠕动与给予他人奖励和礼物联系在一起，从可能与权力和控制的感受发生联系。

在性器期（phallic stage，4岁到5岁），兴奋和紧张逐渐集中于生殖器。性别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了心理差异，这时男性儿童的生殖器能够勃起，在此区域的新奇的兴奋导致了对生殖器的兴趣逐渐增长，并且逐渐认识到女孩子没有阴茎。这进一步导致了失去其阴茎的恐惧——阉割焦虑。父亲变成了母亲感情的竞争者，正如同各种所包含的意思那样：“我想要一个女孩，就象嫁给亲爱的老爸那一个”。

男孩对父亲的敌意投射到父亲身上，伴随着对报复的持续性恐惧。这导致了著名的厄狄浦斯情结，因为厄狄浦斯情结，每一个男孩都注定要在幻想中杀死其父亲，而娶母亲为妻。这种情结能够因为母亲确实具有的诱惑而被增强。阉割焦虑能够因为来自父亲要切除阴茎而确实存在的威胁而被增强。这些威胁令人吃惊地大量存在着。

为了对厄狄浦斯情结的实验验证工作做一个有趣的说明，我们将回顾与无意识概念有关的讨论中提到的潜在意识心理动力激活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通过速示仪以低于知觉阈限的速度向被试呈现刺激。假定某种刺激被进行了感觉登记，它就依据冲突和所呈现刺激的性质激活无意识冲突和增强或降低了这些冲突。当前实验研究的关键就在于操纵男性被试的厄狄浦斯冲突的程度，以观察对他们在竞争情境中行为表现的影响（Silverman, Ross, Adler & Lustig, 1978）。

被选择用来增强或降低厄狄浦斯冲突的刺激是“殴打父亲是错误的”和“殴打父亲是正确的”。此外，也呈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刺激，包括诸如“人们在行走”之类的中性刺激。这些刺激通过速示仪呈现给刚进行了投标枪比赛的男性大学生。在以低于知觉阈限的速度向这些被试呈现了刺激之后，他们又再次进行投标枪测验，正如所期望的那样，这两个厄狄浦斯刺激在不同的方向上存在着清晰的影响作用。被呈现了“殴打父亲是正确的”的刺激之后，投标枪成绩比被呈现了中性剌激之后的成绩要高。而呈现了“殴打父亲是错误的”的刺激之后，投标枪成绩比被呈现了中性剌激之后的成绩要明显低得多。

这一研究中有趣的是理论总结来源于病人们的临床材料，而实验验证的对象却是正常的男性大学生。实验的假设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其脆弱的地方，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经质行为，并且因为，按精神分析的理解，厄狄浦斯冲突经常扮演了主要致病原因的角色，我们期望这种建立在临床基础之上的关系能够运用在‘正常’的大学生群体上”因为这类研究难于重复，所以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剌激呈现时超过了知觉阈限，就不能获得这样的实验结果。心理动力激活效应看起来是在无意识层次而不是在意识层次上发生。

第二，研究者强调，实验剌激必须与被试的动机状态有关并且反应的测量也必须灵敏地因被试动机状态的改变而改变。这样，在上述实验研究中，首先要以包含有厄狄浦斯的内容的图画和故事材料对被试进行“primed” [prime vt, vi primed, priming 使（机器）起动;给（枪）装火药;在…上涂底漆]，然后交给被试一个包含有竟争的实验任务。

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是因为从母亲那里来的挫折感和失望，因为对父亲的恐惧，并且还因为可通过对父亲的认同而部分地得逞的可能性。对于男性儿童来说，厄狄浦斯情结是通过仍然把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得到解决的，但又是通过对父亲的认同来实现的。在对父亲的认同中，儿童采取了许多与父亲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是从这种意义来说超我是厄狄浦斯情之后对其解决结果的继承。

对于女性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有一点不同。女孩认识到自己没有阴茎并且责怪先前爱的对象母亲。在阴茎嫉妒（penis envy）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儿童选择了父亲作为爱的对象并且想象着失去的器官可以通过与父亲生个孩子而得到恢复。由于阉割焦虑男孩抛弃了厄狄浦斯情结，而女孩因阴茎嫉妒而爱恋父亲。和男性一样，这一时期的冲突有时也会因父亲所具有的诱惑而增强，也和男性一样，女性儿童通过仍然把父亲作为爱的对象得到解决的，但又是通过对母亲的认同来实现的。

因为女性儿童所发展的恐惧比男性儿童要低（小女孩认为反正她的阴茎已经不在了），并且因为男孩必须放弃某个客体的情况比女性儿童要放弃某个客体（父亲）的情况突出。所以女性儿童所要解决的恋父问题与男性儿童所要解决的恋母问题并不是同样程度的。这样，女性发展了一个软弱的较不苛刻的超我，这可以解释她们为什么比男人要仁慈温柔。

对同性父母认同的发展是性器期的重大问题，并且更为一般地是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在认同作用中，个体把他人的特性接纳于自己身上，并且将这些特性整合于自己的功能中。弗洛依德提出了四种各自不同类型的认同作用。在自我陶醉（自爱）[narcissistic (self-love) identification]的认同中，个体认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的特性。这种过程导致了团体内部的团结。在目标取向的认同（goal- oriented identification）中，个体认同那些成功人士。例如，男孩可能会认同并采取父亲的价值观。在目标已失去的认同（object-lose identification）中，个体试图通过认同一个已经失去的对象而使其恢复。

在生活早期就失去父亲的男孩可能会发展一种对父亲或者对一种理想化父亲形象的夸大认同。最后是对侵犯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在此个体认同具有权威身份的人以使自己能够回避惩罚。这种类型的认同也发生在超我的发展过程中，它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强大力量。

这种认同作用也发生在极度威胁的情境中，如同纳粹集中营囚犯们的经历。例如，依据对集中营生活的记载，有些囚犯将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纳粹服装的碎片佩带在身上以使自己也处于权威的位置，从而以一种残酷的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其他囚犯。Sarnoff（1951）所做的一些认为在犹太人中存在反犹主义者的研究就可以用这种对侵犯者的认同作用来进行解释。

虽然弗洛依德相对较少地注意到厄狄浦斯情结解决后的发展因素，但他确实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在性器期之后，儿童进入了潜伏期，在这一时期里性冲突较少并且没有新的力比多能量的发展。在精神分析理论里潜伏期的意义从来就是不清楚的。对6到13 岁之间性冲动和兴趣降低的假设符合于弗洛依德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的观察，但却未必与其它文化中的儿童相符合。另一个更可信的假设，同时也是更难验证的假设，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儿童满足其本能的方式没有新的发展。

青春期的开端，伴随着性冲动和恋母恋父情感（oedipal felling）的苏醒,标志着生殖期（genital stage）的到来。这个时期对于个体及其社会性功能的重要性可从各种文化的成人仪式中和犹太人的割礼中得到验证。依赖感和在前生殖期并未完全解决而仍在挣扎的恋母情感现在以抬起了它们丑陋的头。青少年的困扰部分是因为这些因素而造成的。

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生活早期事件对于后来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其它理论则认为在整个生活历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改变的可能性。（Brim & Kagan, 1980年）。这个课题比较复杂，在不同的时候流行不同的观点，并且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可以用两项研究加以说明。

第一项是由一个精神分析学者所做的关于婴儿期情感发展的研究（Gaensbauer，1982年）。有一个叫Jenny的女婴，当她还不足四个月时就被系统地加于研究。在此之前，当她三个月时被其父亲虐待，并因为手臂和颅骨骨折而被送到医院来。她被医院的人描述为一个“惹人喜爱的宝贝”——快乐、漂亮、不怕生人，但是也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她拒绝成人把她抱起来，并且当有男性接近时，就变得战战兢兢的。因为她被虐待的经历，她被一个家庭收养了，在这里她的身体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但社会性的交流（social interaction）却很少。这与早前和她亲生母亲在一起的情况反差非常大，她母亲总是花大量的时间与她在一起并及时地给她哺乳。

当她被送到收养家庭几乎一个月时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观察。她当时的行为表现被认为完全符合于作出一个抑郁诊断——昏昏欲睡，兴奋性缺失，冷漠，崩溃性姿势（collapsed posture）。对其面部表情的系统分析显示了五种离散性情感，每一种都与她独特的经历有关。当她与亲生母亲在一起时记录下了悲伤（sadness）的表情；当有陌生男性接近时记录下了恐惧和愤怒，有陌生女性接近时则没有这些表情；在简单的游戏过程中，高兴的表情被当作一种瞬间情感记录下来。最后，当她与陌生女性交流时记录下了兴趣-好奇的表情。

在对她在收养家庭中的情况进行检查之后，Jenny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收养家庭，在那里她受到了温暖的关怀。在此种环境呆了两周之后，她被第二个养母再次带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评估。这次她大体上表现得象一个正常反应的婴儿。她没有表现出忧伤的迹象，甚至对陌生男性微笑。在这个收养家庭中呆了一个月后，她被亲生母亲带到医院进行第三次评估。她看起来具有生气并且快乐。但是，只要母亲离开房间她就会大哭起来。母亲回来后，不管怎样反复地想要安抚她，仍然哭个不停。明显地与亲生母亲分开将会导致严重的忧伤反应（distress response）。在八个月大时，Jenny回到了离开丈夫并接受辅导的亲生母亲身边。在二十个月时，她被描述为处于正常状态，并且与母亲具有良好的关系。然而，一旦与母亲分开，愤怒和忧伤的问题仍然存在。

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的结论认为，支持Jenny的早期情感经历与后来的情感反应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证据都存在。大体上，她表现得很好，并且她的情绪反应处于这一年龄婴儿的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对分离和挫折的反应中的愤怒表现看起来与过去有关。进行这一研究的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也许隔离创伤事件并不比反复经历较弱但更为本质的创伤更重要。换句话说，早期经验是重要的，但是更多地就人际关系模式而言，而不是从隔离事件的角度来说。

另一个由一些发展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对早期依恋关系与后来的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价（Lewis, Feiring, McGuffog, & Jaskir, 1984）。在这项研究中，观察了一岁男女儿童的依恋行为。观察的标准化过程是让儿童与母亲在一个非结构化的情景中游戏一段时间。接下来则将母亲叫走，让儿童在游戏室中单独呆一段时间，然后让母亲返回与儿童进行一段时间的自由活动。对儿童的行为进行系统的计分之后据此将其分为三个类别：回避型，安全型和矛盾型（ambivalent，或中间型，译注）。回避型和矛盾型意味着在此领域内（依恋困难？译注）存在着诸多困难。然后在这些儿童六岁时，通过参与了 Chile Behavior Profile 计划的母亲对这些孩子的能力进行了评估。

将母亲们的评定结果与孩子的教师们的评定结果进行了相互对照。在Chile Behavior Profile 计划的评定结果基础上将这些儿童们分为三个组：常态组，高危组和临床困扰组。

早期依恋行为与后来的心理病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研究结果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种关系在男性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女性儿童之间要多。对于儿童，一岁时的依恋分类明显地与后来的心理疾病有关。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和安全依恋的儿童相比在六岁时表现出更多的心理病理倾向（pathology）。而另外一方面，对于女性儿童来说，在早期的依恋与后来观察到的心理病理倾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其次，研究们发现在试图依据早期的材料预测心理病理倾向（预期）和试图从早期依恋困难的角度来理解后来的心理病理倾向之间是不同的。有百分之八十在六岁时被认定的高危男性儿童以及临床困扰男性儿童在其一岁时被分到回避依恋和矛盾依恋类型中。换句话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统计关系。另外一方面，那些在一岁时被认为是不安全依恋的并且被预测为在六岁时将处于高危状态或临床困扰状态的男性儿童，只有百分之四十变成了现实。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中，将儿童划分为非安全依恋（回避或矛盾）所占的成分要大于后来对儿童作出高危或困扰诊断所占的成分。因此，后来所进行的心理病理倾向的临床诊断也就具有了一个明确的基础，即认为在心理疾病与早期依恋困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另一方面，从预测的角度来关注于这些材料也就意味着重视一个更为含糊的关系以及其他变量的重要性。至少是对于男孩而言，早期依恋关系也许比较重要但并不是后来心理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如同弗洛依德所认为的那样，当我们观察后来的心理疾病时，是很容易理解它是怎么样发展的。同时，当预期这些现象时，我们也知道它们会循着那些规律去发展。用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结果意味着虽然儿童的依恋关系在心理疾病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儿童既没有因为早期的安全依恋而刀枪不入也没有因为早期的不安全依恋而必定遭到心理疾病的厄运。”

另外一项最近的课题进一步扩展到对早期依恋关系与后来的情感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Hazan & Shaver,1987）。既然这样心理学家们着手调查是否在人们婴儿期所形成的情感关系与其成年和人相爱时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于是形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假设，即早期的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型，焦虑或矛盾型）与成年时的恋爱类型——精神分析理论所认为的情绪与行为模式连续性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在研究过程中被试被要求回答报纸上所谓“爱情小测验”之类的问题。作为对依恋类型的测量，报纸读者就他们与别人的关系把自己描述为三类人中的一种。这三种类别是对三种依恋类型的描述（见表）。作为对当前恋爱类型的测量，被试们被要求回答报纸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被列在“告诉我们你生活中的爱”的在标题下。这些要求回答曾经的最重要恋爱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在十二个恋爱经历量表（见表）上计分的基础。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个人对已经过去的恋爱的观点和对童年时与父母的关系及父母之间关系的回忆。

具有不同的回答类型（安全、回避、焦虑或矛盾）的人是否在经历自己最重要的恋爱关系时也存在着差异？三种类型被试在恋爱量表上的平均数表明，这似乎是事实。安全的依恋类型与幸福、友谊、以及信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回避类型与亲密恐惧、极端情绪化以及嫉妒有关。同时，焦虑或矛盾类型与对所爱的人的强迫性专注、结合的愿望、极端的性欲、极端情绪化以及嫉妒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三组被试在关于恋爱关系的观点或精神模式上也存在差异。

安全型的恋爱者认为浪漫的感受是稳定的，但是也有阴晴圆缺。并且经常在小说或电影中出现的恋爱是需要打折扣的。回避型的恋爱者则怀疑恋爱关系的性质能否持久，并且感到找到一个能够真正相爱的人的情况是少见的。焦虑或矛盾型的恋爱者则认为，相爱是很容易的，但是真正的爱却很难找到。最后，与其他两种类型的被试相比，安全型的被试报告了与其双亲之间以及双亲之间的更为温暖的关系

这些心理学家用大学生被试所做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些关系模式，并且也发现了在这几种被试自我描述为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安全型的被试认为自己将自己描述为很容易被大多数人了解和喜欢，而焦虑或矛盾型被试则将自己描述为自我怀疑的，并被他人所误会和不能理解。回避型的被试则处于这两种类型之间，但是他们的反应更接近于后者。

总之，结果对恋爱是基于早期依恋关系这样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结果发现具有不同依恋关系的成人，他们经历恋爱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对恋爱关系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观念有所不同，并且他们对与父母之间及父母之间的经历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同时，研究者注意到虽然研究结果意味着当前关系与早期关系之间的连接，但是研究结果并没有表明这种连接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是再也不会被后来的经历所改变。人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些研究结果是基于被试当前的自我报告基础上的，而不是对他们童年时代的评定和对他们成年时的独立评定。

如前所述，关于早期经验对于后来人格发展的重要性的这一问题是复杂的。也许我们必须为这个问题寻求一种更具分辨性的方法，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回答。例如，我们如何来定义一致性、稳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我们是否认为成人的人格与儿童的人格相同？或者是我们是否认为成人的人格来源于或代表了来自儿童时代特征的清楚明了的转换？

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对连续性更为严格的检验，并且以此为标准人们几乎不能发现支持性的证据。后一个问题是一个更为宽松的标准，并且能够提供更多支持性的证据。但是究竟哪一个问题更为贴近精神分析理论的实质？此外，我们能够依靠被考察的人格特点和发生在早期及其之后的经历来考察早期经验重要性的变化。例如，生活的早期岁月可能对艾里克森之所谓基本信任的发展十分重要，但对其他人格特征则不那么重要。

早期经验的作用可能依赖于特定经验的强度，经验所持续的时间以及不同经验发生的早晚程度。例如，母性剥夺的效果也许依赖于剥夺的时间有多长有多严重，以及剥夺之前之后的积极经验的作用。最后，我们能够看到在可能发生和必然不可避免之间的区别。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对早期经验所造成的可能效果作出准确的描写。特别是在对心理困扰的不同形式当中，在这种困扰当中，关系的模式建立于生活的早期并且保持很长时间，不可避免的效应也不必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