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Bok)出了一本题为《幸福的政治：政府可以从对幸福的新研究中学到什么》的新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读者和媒体的关注。
许多“对幸福的新研究”出现于1970年代，其中包括如今已经非常有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该理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 Easterlin）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1974）中提出的。他发现，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现代经济学是构建在“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在过去将近四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7000美元提高到了27000美元，新建造的家居房屋平均面积增加了将近50%，汽车总数增加了1.2亿辆，拥有电脑的家庭从0增加到70%。但是，从1970年代至今，说自己“非常幸福”和“相当幸福”的美国人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
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新理论叫作“享乐水车效应”（hedonic treadmill），是两位美国心理学家（P.Brickman和D.T.Campbell）在《享乐相对论与好社会规划》（1971）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发现，无论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好事灾祸，都能回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幸福感水平。一个人挣钱越多，欲望和期待也就越高，也就越难得到满足和幸福，这就像古代罪犯被罚“踩踏车”的苦役，枯燥单调，没有尽头。
1978年一组美国心理学家做了一项关于幸福调查的实验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的《个性与社会心理杂志》上。调查首先针对两组对象：一组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些彩票中奖者，中奖额度为五万到一百万美元不等；另一组中是一些重大灾祸的受害者们，他们腰部以下，有的甚至颈部以下都已瘫痪。
心理学家们对这两组人提出了相同问题，让他们在不同程度的“最好的事到最坏的事情”中做选择，并且分别就“变得富有”和“离不开轮椅”来回答问题，包括在事情发生前有多幸福，现在幸福吗，一两年后会不会幸福，在日常生活经历（与朋友交谈、听笑话、阅读杂志等等）中得到多少快乐。为了保证实验的客观性，心理学家们还对另一组从电话本中随机挑选的伊利诺伊州普通居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如心理学家们所料，中奖者把中奖看作是非常好的事情，受害者把灾祸看作是非常坏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发现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奖人组并不比普通居民组感到更幸福。对未来，中奖人组觉得会稍微更幸福一些，但与普通居民组并无多大差别，而受害人组对一两年后的幸福期待则高于中奖人组。而且，中奖人组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快乐远不如普通居民组和受害人组。
心理学家们开始怀疑，中奖人组幸福指数不高是否因为买彩票者本来就郁郁寡欢、不容易快乐。于是，他们又随机挑选了另外一组伊利诺伊州人来做实验，其中有人买过彩票，也有人从没买过。结果发现两类人在心理感受特征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与中奖者那一组相比，这一组人整体的幸福感没有什么不同，但从日常生活体验到的快乐却更多。
在一些国家的人们眼里，美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群“中了彩票”的幸福人。但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却在新研究中发现，“运气特好”的美国人并不见得比别国人民更幸福，当然，也不能以此从反面来推断，美国人比一些别的国家人民更不幸福。这些新研究提醒人们的无非是，在预测“未来什么事情会带来幸福”这一点上，人常常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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