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剖析：日本战后的创伤与军国主义

钓鱼岛事件频频升级，日本的一再挑衅极大地伤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在这中日两国友好邦交化40周年之际，钓鱼岛事件无疑给两国未来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阴影。我们不仅质疑：难道日本的战后反思做的还不够彻底？为何日本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

二战后，德国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当着来自全世界的记者面，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德国总理的这一举动以及德国人在战后的真诚道歉和一系列的实际赎罪行动，换来了世界人民对德国人民的谅解。

但是，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做出类似的反省，我们倒是看见了日本政府的首脑小泉带头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在日本，甚至有人试图篡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内容。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必然造成日本国民普遍回避提及抗日战争。

记得在某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曾在南京做现场报道，我们看到，记者采访了好几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游客，可当问及：你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这些年轻的日本人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呈现一幅惊恐不安，不知所措的面孔，且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仓促离去的方式。尽管出现在电视镜头中的日本人不多，但此种现象却是日本主流舆论不愿正视历史甚至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必然结果。

日本为何对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

日本人为什么不像德国人那样对发动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而是竭力回避和掩饰自己的罪行呢？

显然，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人的罪恶太过深重，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无法正视。

众所周知，做出侵略中国决定的，是日本政府，但实际具体实施罪恶行为的主要是侵华日军，而构成日军主体的士兵，主要是日本的平民百姓。

尽管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后，这些士兵的道德观、价值观会因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和控制而与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作为一个日本的普通百姓，我相信他们也会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良知和与整个人类相似的善与恶的标准。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作为一个人，就会有人所共有的“超我”。

我想强调，“人的超我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稳定性，体现在人的一生都受其影响和制约，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行为模式。而可塑性则见于受到某种因素的强烈影响，超我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并由此导致行为模式的转变。超我的可塑性还表现在超我的标准具有两极性的阶段性的情景性的变化。即在一段时间内它的标准就是其的固有标准，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和/或在特定的情景中，超我的标准恰恰是此固有标准的反面，是那些原本不为固有超我所允许的、受到压抑的内容。我们不妨将此时的超我称为“临时超我”。

二战期间，当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那些主要由日本平民百姓构成的日本军人受制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他们的超我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期望的一切，效忠天皇，为日本而战，他们的善恶标准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由此我们看到，他们有屠杀平民的竞赛，他们把活人绑在木桩上让士兵练习突刺，他们将中国人活埋、剜心、让狗撕咬，将孕妇剖宫，挑出婴儿，他们扔下细菌弹，活体解剖病人……将所有的兽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战败并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战犯受到正义的惩罚，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士兵也恢复了战前的平民身份，他们的（临时超我又突然转回固有超我，这种转变如此突然，使得一些顽固分子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满足其临时超我的要求）固有超我开始重新行使功能。

此时作为一个战败后的日本人，他们会蓦然看见他们自己国家和人民也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除了大量的士兵在侵略其他国家中命丧黄泉之外，日本本土也遭到盟军的轰炸、品尝过原子弹的威力，还有文献中提及的苏联红军对日本侨民的所作所为，再加上由于多年的战争消耗使得国家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等等，这些曾经的侵略者一定也会从中体会到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为一个人，他们也应该能够从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所遭受的创伤体验中，意识到在作为侵略者时，他们的禽兽不如的残酷行为会给他人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

理论上，他们会在其自身固有的超我的作用下，而产生罪恶感，并会有相应的赎罪行为，如德国人就是一个榜样。但是，理论上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由于他们的罪恶过于深重，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曾经的罪行。因为，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是和他们固有超我绝对不允许的，是其固有超我的另外一极，按照他们固有超我的标准，他们不知该遭枪毙多少次。

如果重新以日本军国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的“临时超我”标准看待自己的行为此时，虽然罪恶感会减轻甚至完全没有罪恶感，但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标准，他应该战死或因战败而切腹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既没有战死，也没有切腹自杀，而是选择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临时超我”最不能接受的主动或被动投降。显然，此种心理冲突如果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就会出现问题。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没有处理好战争的创伤，没有修通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感与对天皇和军国主义认同的矛盾冲突。这种状态潜藏着一种危险，即日本人可能会将其的罪恶感隔离，而不断地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参见《IPA首届亚洲精神分析大会中的一个特殊专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b79350100nera.html）

我同意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确实是毋庸置疑的现象。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些日本人在隔离自己的罪恶感的同时，不是强化和内化对攻击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认同，而是采取特别的赎罪行为——补偿行为。只不过这种特别的赎罪行为或称补偿行为，不是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谢罪和赔偿损失，而是体现在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等。

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为自己的国家战后重建拼命地工作显然是战后日本社会所鼓励的，也是符合日本社会的主流超我标准的，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其潜台词，“我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事的，因此，我在战时所犯罪行也是按照政府的意志做的，如果有责任，那也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合理化的防御机制，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善意，是在强调，“瞧！我多善良，这么善良的人这么可能做出那些‘传闻中’的禽兽不如的事情？”以标准的好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子女的面前，就会起到很难使人想象自己曾经是野兽的作用，由此可以达到掩饰自己曾经的罪行的目的。

但是，由于这种类型的补偿行为的对象只是限于其所在的国家和自己的亲人，而不是针对深受其害的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它只是部分性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这种防御机制在给其带来部分好处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虽然罪恶感被深深地隔离，但并没有消失，为压抑此种罪恶感，就必须采取回避谈论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题。

而他的子女也会对曾在其他国家驻扎的父亲或爷爷产生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实际上也多少知道一些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父亲或爷爷是否也曾犯罪的疑问；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子女看到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是如此地和蔼可亲，他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曾经是个罪犯，再加上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对二战罪行的回避行为，会导致在家庭内部谈论日本的侵略战争成为一种禁忌。众多的家庭的禁忌，形成这个国家对谈论侵略战争的禁忌；国家的禁忌又会进一步强化家庭的禁忌。

上述普遍存在的禁忌，会严重阻碍日本整个民族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而不能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必然影响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在战后历经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恰恰是在日本处于最繁华阶段，日本却出现了频繁更迭国家领导人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

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必然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家庭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一个家庭难以整合；而一个国家存在不恰当的禁忌，会使整个国家难以整合。而禁忌的代际传递，还会继续影响日本的子孙后代。

文：李晓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