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热播,椅子在今年开始很忙。其中转椅具有了象征成功和认可的魔力,转椅 = I want you = 名师指点= 他人认同。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成功,与众不同的吸引点是关键。具体地说,吸引点为反差、蜕变、感动、搞笑。
反差,在中国好声音里,既是外貌与声音的差异,也是蜕变的延伸,节目让评委导师们背对盲选,在按钮转椅时,发现完全不符声音引发的想象,其表现出的真实表情。同时让导师们在转椅后变为被选的位置,开始进行“互掐斗技”抢人。这一切安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最大的反差效果。
所谓蜕变,说得诗意一点是“相信梦想,相信奇迹”,说白了就是一夜成名,这是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当我们自己无法实现蜕变时,我们把这种情感投射到一个个选手身上。这也是娱乐节目的一大改变——以前我们在电视上是看别人(精英),现在我们是看自己(草根)。
看草根的一夜成名,犹如自己完成了梦想
荧幕下,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悲喜交加,最后得到满足与安慰,对之赞不绝口。因为在这里,你我可以看到真实的内心、可以看到曾经的那个自己、有人代替了我们表达出内心的欲望……它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和愿望,我们因此似乎得以重生。
真人秀,可比喻为梦境,其中人物都展现了我们自身的一个成分,此即认同。银幕,可比喻为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时空,便于我们自身影像进行投注,此即投射。不存在不需要银幕的真人秀,也不存在不需要人物的银幕;恰如吸气呼气一样,一体两面,投射——认同亦如此。
借助于它,我们可以进入一种混淆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假的过渡性状态,在此状态中充分地唤起了各种心理认同机制。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认同强者,也认同于草根,认同于女人,也认同于男人,自由进出各种人物。
如马克•韦尔内所言,“特别是在怀旧忆往的经验下,我会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个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物,这个我以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个我本来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人物,这个我不再是这样的人物,这个可能我从来都不是、然而我很想在其中认出我自己的人物。它代表了过去的形象,代表了‘完美我’,亦即弗洛伊德所界定的,童年失去的自恋状态的替代物。”
为什么一个“银幕+真人秀”就可以激发起那么强烈的认同机制呢?
这是因为,真人秀节目如一部影片一样,提供的是一种梦境,一种人工的白日梦。电视节目是群众性的娱乐,因此,它必然要去迎合一般群众的愿望和梦想。由于绝大多数商业性节目是为群众消费而制作的,我们便有理由认为,银幕上的事件不知为什么总是和观众常有的某些梦想有点联系,这样也就引起了共鸣。宣泄我们深切的情绪,满足我们深藏的欲望。
好声音真人秀犹如梦一样,每个好声音的出现,都似开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中必然有一个欲望不能达成或一种情绪需要表达,然后在几个小时内,这种情绪——欲望被逐渐地铺陈、表达、展现,最后——灯光亮起,一切如梦。
英雄和成功情结
很多人心中都潜藏着英雄和成功情结,内心渴望自己是武林、商界或者政界或者其他领域的英雄。当外在的恶劣环境引发了个体的心理焦虑的时候,就唤起了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以对抗这种焦虑。
当“仍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他们担心如何偿还按揭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让孩子上大学”时,当四周危机四伏之时,焦虑、不安、不满、失望、恐惧渐渐升起,弥漫以至笼罩了人的内心,人们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就凸显起来。人们希望自己就是英雄,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人都属于常人,往往力不从心。
好声音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人们改变现状的需要,人们就将对自己的期望转移到选手身上,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移情和认同。而这个选手又表现出依靠大众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导,才可以战胜困难,改造世界,那么他将反过来更深切地满足人们内心对自我的英雄人格的幻想:自我拥有驰骋宇宙的本领,更有荡涤乾坤的志气,甚至还可以决定领袖的命运,左右历史的方向。
当我们向别人投射我们自身的重要关系或一些重要内容时,称之为“移情”。它唤起我们潜意识中的原始经验,使我们产生深刻、强烈、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当一个人的出现正好可以大大缓解个体的焦虑或是刺激个体的情绪时,个体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移情,产生了很深的人格认同,这个人便很有可能被看作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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