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跪求范仲淹：农民工何时能“走进春天里”

近日，网上流传一条热帖，一些农民工代表为讨回在河南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特意到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要回血汗钱。这是一种“沉默”的申诉和抗争。当新一代农民工崛起，新生农民工又该何去何从？

农民工多集中于劳动力较少，劳动强度大的生产第一线及苦、脏、累、毒、险等工种。简陋拥挤的住宿，温饱型消费，单调枯燥的业余生活，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让很多的人的目光都关注到了农民工这个群体，以及对员工心理的方面的关注。讨薪不成，最后只能去拜范仲淹。农民工的抗争，成了社会长久关注的一个问题。

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

据调查，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要构成部分。“新生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旨在说明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流动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业的企业以包工方式运作，因而工人年龄偏大（多数在40-50岁）外，在各类代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为“新生代”。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并非仅仅因其年龄较轻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新的“世界工厂”时代。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是成长于农村环境，对于村庄和亲属关系并无父辈那种情感与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基本上是一毕业就开始打工。由于与上一代人的经验参照系全然不同，他们对于土地、乡村都没有更深厚的归属感。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对未来的预期与其父母很不一样，不会做出落叶归根的选择。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很多人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远离他们的父母一代，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现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城市化，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梦。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因此而成为“无家可归”、飘泊无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更缺少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更少与亲属、邻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表明，上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的是上述传统社会关系网，他们也从中获得重的社会支持； 而新生代则缺少了这样的网络，加之许多企业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会关系带入，造成这一代青年工人更为原子化的状态，孤独、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识，很少交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无依无靠。

最后，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正也更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抛弃了上一代人常常怀有的宿命论，他们不认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

“新生代”对抗的心理原因分析

当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的不到满足的时候，除了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外，还会有各种行为，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大多数时候，农民工的抗争，都是关于工资的问题。工资的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而是要求生活工资，即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工资应该满足一个工人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以及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等。工人劳动赚取工资是为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当工人拼命工作也挣不到生活工资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愤怒和绝望便如期而至。

社会性弱化、正常的社会生活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又一困境。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举目无亲，孤独脆弱。工会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会性弱化的表现。工人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诉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被迫沉默。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作为工厂附庸的角色，回归以工人为本、切实为工人谋福利的角色！

“经济人”理论时代已经过去，80后、90后不是挣钱的“机器”，他们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种种非人性化的、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是对他们尊严漠视。

劳资关系改善的根本：以人为本，“把人当人”。

在管理者眼中，员工是什么？每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的性质及其行为的假定。能“把人当人”的人，有一个平和的内心状态，觉得对方和自己是一样，具有希望、需要、关心、恐惧等真实情感，不会视自己为利用、驱使、操纵的主体。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人为中心，满足员工各层次的需要，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