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恶搞”的精神分析

事件导读：近期爆红的“自杀式毕业照”、“杜甫很忙”，又再一次确立了“恶搞”在网络文化中的主旋律地位，“恶搞”行为一直屡见不鲜、形式层出不穷。“恶搞”主要是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胡闹娱乐文化。网民们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态，在网络这个既方便快捷又能迅速传播的平台来抒发情感，在带给别人快乐的同时，自己也陶醉其中。

“恶搞”的流行显示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广泛的娱乐需求。“恶搞”借助网络传播的渠道，在后现代主义的摇旗呐喊声中粉墨登场，而其根源则深藏于大众心理之中，并可总结为一种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

“恶搞”风靡的人格结构精神分析 

然而，在众专家关注和剖析之余，往往扼腕感叹其娱乐式的文化颠覆、空洞苍白的仪式狂欢，以及宣泄式的心理痉挛。现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恶搞”文化群体的心理历程进行分析。

心理名词：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其主要内容便是提出人的心灵可以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并对这三个部分的关系作了分析和论述。

1  “追求快乐”的本我

心理名词：“本我”。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和非组织性的结构，它是人出生时人格的唯一成分，也是建立人格的基础。“本我”过程是无意识的，是人格中模糊而不可及的部分，我们对它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只要当一个人有冲动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本我”在起作用。“本我”是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为人的整个心理活动提供能量，强烈地要求得到发泄的机会。“本我”遵循着“唯乐原则”工作，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

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这应该就是“恶搞”文化风靡的心理诱因之一，也是某些商家乐于借助恶搞获得经济效益原因之一。“恶搞”具有很强的娱乐功效，能很好地释放人们的压力、使体力和精力得到快速恢复，再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从这点来说，“恶搞”如同看电影、旅游一样，具有人力资本投资的性质。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浩如烟海，稀缺的只是人的注意力。“恶搞”具有吸引人们“眼球”的功能，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恶搞”的创作者也会伴随着“恶搞”作品的流行而走红，而名人效应本身包含有经济收益。

2  “追求现实”的自我

心理名词：“自我”是意识结构部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对环境的接触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结构部分的“本我”，不能直接地接触现实世界，为了促进个体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作用，必须通过“自我”。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学会了不能凭冲动随心所欲，他们逐步考虑后果，考虑现实的作用，这就是“自我”。“自我”是遵循“现实原则”的，因此它既是从“本我”中发展出来，又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中介。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把“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比作骑士和马的关系，马提供能量，而骑士则指导马的能量朝着他想去游历的路途前进。这就是说，“自我”不能脱离“本我”而独立存在，然而由于“自我”联系现实、知觉和操纵现实，于是能参考现实来调节“本我”。这样，“自我”按照现实原则进行操作，现实地解除个体的紧张状态以满足其欲望。因此，“自我”并不妨碍“本我”，而是帮助“本我”最终合理获得快乐的满足。

在当前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教育高收费，“毕业即失业”……使现代青年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无奈。但是，他们比父辈更排斥顺从、更强调个性。我国主流文化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具有很大的雷同性，容易引起审美疲劳。在市场竞争和利益导向的作用下，人们的关系渐趋淡漠，人们既希望保持个性，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

另外，很多青年人很清楚改革所带来的很多问题，但无力解决，抱负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反差。“恶搞”以较强的娱乐功能，较好地释放人们生活中的紧张与疲惫。当“恶搞”浪潮来临时，他们好像找到了“用武之地”：以“天之骄子”的济世热情、智慧和技术表现出强大的俗文化建构能力，实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恶搞”颠覆经典、张扬个性，成为青年文化的一个亮点。

3  “追求完美”的超我

弗洛伊德认为假如人格中仅有“本我”和“自我”这两个结构部分，那么人就将成为快乐主义和兽欲主义的有机体，当人处于一种需要状态时，他就会从合适的环境对象中寻求对需要的直接满足。然而人格中还存在着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第三个结构部分，即“超我”。

心理名词：“超我”是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超我”，简言之，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超我”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行为，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正是因为“超我”的存在，“恶搞”文化在将矛头指向传统文化、红色经典、英雄人物等一些较为庄重严肃题材的时候遭到了逆反。在“超我”的规范下，之前作为“恶搞”文化主体的我们开始批判自己曾经倍加推崇的“恶搞”文化。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自我”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超我”的目的则在于追求完美。“恶搞”文化的出现和风靡是“本我”追求快乐的需要和“自我”追求现实相冲突的后果，而“超我”的追求完美使得我们渴望将“恶搞”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自我”的三个严厉主人

由于“超我”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所以它同“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它经常批评“本我”、谴责“自我”。“自我”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不论是面对“恶搞”文化还是其他的事物，人们的内心都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矛盾。即使一开始处于“本我”的追求而推崇某些事物，一旦该事物冲破了一定的道德界限和原有的规范，“超我”就会跳出来阻止这一事物的进一步肆虐，“自我”在这夹缝之中常常矛盾不已。

弗洛伊德曾这样论述“自我”难扮的角色：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

虽然“本我”、“自我”、“超我”总是在斗争，但是现实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对此，弗洛伊德也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神经病，危及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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