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篇”后成为“公敌”
年末到年初,“方韩大战”持续增温,“打假斗士”方舟子这次将矛头指向了80后代表人物韩寒。在经过几天隔空“骂战”之后,29日,韩寒委托律师,就方舟子通过互联网“质疑韩寒代笔”其间造谣、对韩寒名誉造成损害事宜,在上海提起法律诉讼。这件事首先是一个叫做麦田的微博主发表了一篇关于“人造韩寒”观点的文章,后来经过双方“激战”,麦田自觉证据不足,道歉退出“战场”。而在这其中,“打假斗士”方舟子加入了战斗,质疑韩寒有人代笔,韩寒对此发文进行强烈的反击。后来,韩寒决定“休战”,不予理会此事,但是方舟子“不依不饶”,一口咬定韩寒有人代笔,并在韩寒发表的文章中、韩寒接受的媒体访谈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佐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
代笔这件事,属于只能证实(比如有个家伙拿出证据说他是代笔),不能证伪(你无论如何都证明不了自己没有代笔)的事情。但是,虽然不能彻底证明,但拿出更强的证据,能够进一步降低你可疑的几率。证据越强,几率越低。而方舟子却说“我不怀疑韩寒有手稿,即使有人代笔,一定也要由韩寒自己誊清一遍再寄出去。”方舟子告诉记者,相反,他看到韩寒出示的手稿上“非常干净”,“更加重了我对韩寒‘不是创作而是抄写’的怀疑。”作为写作人来说,如果手稿之类的都不能作为自己的证据,我不知道以这样的逻辑什么能成为有力证据,就算是有录像,用心险恶的人也可以说作者是在默写,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真的,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证据?
方舟子的逻辑是:比如他能说找出十几条疑点,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那么这件事情成立的可能性就是极大的,就是100%肯定的。他“认为”一个14岁吊车尾的学生写不出成熟又老道的文章,更“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投稿十余篇,还说“韩寒应该对我列出的疑点进行一条一条的反驳,如果电视上有篇幅限制,只能解答一两个疑点,那么在网络上有的是篇幅,可以长长的反驳。如果你的反驳很有道理,不是胡搅蛮缠了,我就认可你的文章是你写的。”那么请问方舟子先生,你对于“有道理”的定义是什么?当韩寒已明确表示自己的文章从来没有他人代笔,同学的证词,朋友的言论,《新概念》比赛的流程,手稿病历家书,还想要什么?
一个写作的人当自己的作品受到他人无端质疑的时候,那种痛苦是不会付诸他人之上的,因为这同样也将自己至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已经不是合理怀疑与合理想象的问题了,认为作家的生活经历必须和作品中的世界划等号,那是无理取闹的偏执。科学和文学虽然都不同程度的追求真善美,但科学更侧重的是求真,文学更侧重的是求美。为了达到文学的表达效果,在文学的范围内有很多独特的甚至于一般常识、严谨的科学相违背的修辞方式。儒勒·凡尔纳是个残疾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却写出《80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机器岛》等名著,按照方舟子的逻辑,凡尔纳怎么可能写出那些他根本不可能见过、体验过的事物、经历?肯定是有人代笔呀!甚至有可能是未来人穿越到19世纪代的笔吧?方舟子认为,韩寒早年的那几篇文章绝对是一个猥琐中年男写的,他的所有证据就是他觉得一个17岁的少年不可能写得那么成熟批判,也不可能了解7,80年代看病的场景,更不可能腹中成文十万字不做涂改。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言论有可能对大众产生影响,一贯的科学严谨沦落成断章取义毫无事实证据的推断,是不是有些武断?如果方舟子认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做一些所谓惊人的事,那么历史究竟是怎样改变的,世界又是怎样发展的,所有的14岁都没有可能,那么所有的24岁就充满了可塑性?当然我不能断言韩寒改变了历史,更不能轻言他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但他的存在确实为当代社会的现实做出了反思,同样,方舟子的存在也揭露了一些弄虚作假的社会现实,这些是无可厚非的。只是真真假假,所谓清者不能自证,如果你偏执的认为一个人就是有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疑人窃斧,假象成真?
方舟子的问题在于:他仍然以他科学训练过的理工科思维看待文学(和人文),其中的刻板僵化和逻辑推理都不乏令人啼笑皆非之处,比如写作好的人为什么语文成绩不好?这其实正是日益脱离文学品位的中学语文教育的悲剧性所在,正如乖孩子并不等于天才一样。同样的错误逻辑还呈现在他力图以文字的变化来推证韩寒文字有人代笔的问题。殊不知文学更是想象力不断突破和超越的文化创造,从不同的文体规范(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到作家个体风格的不断转换都是意料中事,否则,脱离了突破和创新,文学将逐步衰落,乃至死亡。这是一个冷笑话。讲的是一位少妇打电话给建筑师,说每当火车经过她的房子时,床就会抖动,让他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建筑师不信,少妇就让他躺在床上体验一下。刚躺下,少妇的丈夫回来了。看着愤怒无比的男主人,建筑师颤抖着说了一句让人喷饭的话:“先生,如果我说我在这里等火车,你相信吗?”如果是方舟子先生来回答,这么多的“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真的就不可能了么?
当然韩寒也有他应负的责任,他的文字在嬉笑怒骂之余也有不严谨的地方,但他偏偏碰到了是理工科思维的方舟子的穷追不舍。韩寒最后选择一纸诉状申冤当然是他的权利,但身为作家的韩寒(当然他可以宣称自己是赛车手)理应知道,法院对于文学的判断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相当外行的,因为如果申诉的是名誉受损,最终还得归结于文学创作上来。所谓人造,或者代笔,其主观性与文学的个体性层面必然息息相关,难以彻底剥离。所以,以此视角看,无论官司胜负,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方舟子声称要解构“韩寒神话”,其实“韩寒神话”本身也是自我解构的过程。韩寒神话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成功叛逆、才华横溢、身份游离、媒体推助,等等。但从文学内在的角度看,韩寒还远未到达神话的境界。平心而论,他的确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一旦和前辈大师,或者是他心仪的作家,如鲁迅、钱锺书相比,差距的确不小。韩寒崇拜是个假命题。韩寒只是一个正常的青年,在这个变态时代里反而显得稀缺罢了。他的精神气质是平民式的,与满脸崇高的圣人英雄背道而驰。韩寒激活了人们对常识、常理、常情的回忆,对他的欣赏与崇拜毫无关系。一边捏造韩寒崇拜一边批判他没达到神的标准,暴露了极权主义受虐狂们饥渴的乡愁。他是一个曾经有那么点小聪明的善良正直的人,而如今成为一名敢于表达敢于担当的社会公民,在2011年末写下“韩三篇”,又一次“挑战”了公众的界限,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韩寒崇拜这样的事情,认同他价值观的人自然有很多,他也会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他只是不惮于去表达那些人们心中模糊的概念,痛骂那些良知涣散的社会现象。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清者自清”,所有质疑被澄清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劳动。很多被质疑者是被大量的质疑活活累垮的,所以体力战是个很有效的战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大可能性的推测,去百分之一百,对一个人的行为下定义和结论?一个人嫌疑犯有90%的作案可能,但没有拿到100%的铁证前,却把对于他的偏见当做10%加了进去而对他下了定论,合适吗?
韩寒选择对方提起诉讼,是权利,但效果未必好。因为当方质疑韩时,方舟子是举证方,韩寒无义务自证。然而当韩起诉方,韩就把主动举证的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学者萧瀚为此扼腕着急,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保护你无需自证清白的权利,你要拿手稿去,就是让人检查处女膜证明你没卖淫。”萧瀚用心可感,可惜在一个不讲理性的社会,韩寒大概只有开胸验肺一条路可走了。难怪萧瀚要叹息公知围攻韩寒是“转基因文革”,实在是一场令人心寒的闹剧。
尽管无聊,尽管令人伤心,但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很大,绝不是无聊的浪费。它暴露了国人在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概念上的欠缺,还有就是骨子里的文革遗毒。微博不是大字报。当公知对韩寒的批判已经荒诞到“肚皮这种词不可能是中学生写的”,我们再不刹车,就要滚下悬崖了。对于韩寒来说,当自己说的话已经无法让对方接受和相信,而对方的发言又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时,他需要一个权威的机构来给自己一个说法。而对于方舟子来说,通过这个程序,他的质疑可以得到更多阐释机会。换句话说,两个人可以在法律的层面上展开更充分的博弈——这个博弈的结果可以指向事实和真相。
同时,还有两个问题是可以在此次起诉中得以深入和厘清的。首先,就是公共讨论的界限在哪里?任何公共话题都可能涉及具体人的形象和声誉,但因为是公共话题又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因此必须有人发言、质疑、讨论。此时,公共讨论的界限在哪里?何种发言是可以接受的,而何种发言可能引起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明白事实是发言的依据,而客观是理性的表现,则应该明白,公共发言需要秉持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确凿的事实;无偏见的意见。只有事实确凿,才能保证发言不沦为妄言,只有保证意见出于公共立场,才能保证观点不会偏颇。这两点无疑是任何公共话题讨论都应该坚守的。
其次,就是围观公共讨论的态度应该怎样?公共讨论不是个别人的事,虽然论战的主力可能只是个别的意见领袖和当事人。在公开的公共讨论中,公众不仅是外部的围观者,他们还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讨论的质量,影响着论战各方的情绪。如果,公众在围观公共讨论时过于情绪化,则浮躁的舆论只会让公共讨论流于表面——虽然大家都在关注,但关注的重点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事情的热闹程度与个人内心的“成见”。只有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围观公共讨论,才能制造出一种旨在厘清真相的氛围,才能让公共讨论的各方保持心平气和的心理。此时,这种冷静和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正向的参与力量,促使事情顺着应有的规律正常发展。当局一而再再二三的失去公信,我们脆弱的心灵究竟该相信谁?最后做出选择的只有你自己,这才是韩寒与方舟子论战应该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