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族 艰难的中国化生存

      “穷忙族”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比月光族更穷，比劳模更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我总是努力工作，我总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穷忙族沦丧了生活，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美国人看美国梦版的《当幸福来敲门》来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来祈祷未来，中国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奋斗》来强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会主流的中国80后青春散场，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

　　有调查显示，对如何摆脱“穷忙”，穷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积极充电”——这显然让劳碌的他们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称，“忙”会带来、失眠多梦、力减退、注意力涣散、工作效率下降、偏头痛、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月经失调、性欲减退。“焦裕禄”因穷忙族的存在而有了新解——“焦裕禄，焦虑、抑郁、忙碌”。

　　据日本专家统计，过去10年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增加了4成。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

　　心理学家斯宾认为工作狂属于心理变态，那么，中关村的“工作狂写字楼”逻辑，则直接让一帮心理变态活在精神病院里——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狭路相逢，沦丧生活者胜。

　　在这个CPI上涨、股票大跌、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缺的上行时代，生活被工作异化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着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穷忙族:“穷忙族”是个舶来词，英语为“working poor”。指那些每天超时工作，薪水却没有相应增加，不仅无力置产，甚至还要为养老金担忧的人。

　　产生“穷忙族”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令个人生存压力增加，盲从、攀比心理滋生、欲望膨胀和个人期待值过高；不合理社会结构，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使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形成“M型社会”；加上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等原因，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穷忙族”的队列中。

　　有调查显示，“穷忙族”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首要原因是社会压力过大，竞争激烈(60.9%)；其后原因依次是“穷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职业规划(48.9%)；起点太低机会太少(39.5%)；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6%)；盲从、随大流(24.5%)；耐心不够 (18.8%)。

　　而要摆脱“穷忙”，需要积极充电，增强竞争力(55.7%)；调整好心态，适时进行工作减压(50.4%)；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和目标(46.5%)；主动去适应社会(39%)；社会不应该过于强调竞争(12.6%)。

　　穷忙是世界性的

　　穷忙族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美国《商业周刊》的两名记者米歇尔·康林和杰西卡·希尔夫不止一次在杂志上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在民主党内部选举阶段，奥巴马一直不遗余力地在YouTube上向年轻人展示自己的领袖风范，这被米歇尔·康林认为是高明的一招：“奥巴马的成功要归功于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千禧一代，国家的未来，但现在都在为生计忙碌奔波。赢得他们，也就赢得了20%的选民，即便他们现在都是Working poor。”

　　美国穷忙怎么忙？

　　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4300万人的年龄在18—30岁之间，人数巨大，并且Facebook和MySpace的注册量可以证明他们之间联系紧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关注工作、医保和债务等现实问题，因为这些冷暖自知的数据恰恰是他们最缺乏的。

　　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观察过去30年间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劳动市场的“双元化现象”的结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企业对高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变大，但社会底层工作的缺口反而更大，很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发现除了清洁工、洗衣工、电话接线生和厨房助理的职位，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理想和现实之间就是这么无奈和无情。这些工种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远远不如高新技术行业，于是，越来越多的穷忙族出现了，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新一代的美国穷忙族都出生在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年份，生长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年代，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辈无节制地消耗资源、产生赤字，然后又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和次贷危机。这些人都努力工作，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已经成为常态。《华尔街日报》做过一次调查，穷忙族最关心的事情中，经济形势、医疗保障和教育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总是位居前列。月薪能达到8000美元在美国就算正宗的中产，但《商业周刊》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穷忙族都在为了3000多美元忙死忙活，其中一部分人还要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助学贷款，一份工资掰成N瓣来用。

　　一说到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穷忙族内心就会隐隐作痛。但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200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酬水平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下降了8.5%，一边是工资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福利水平日益缩减，一边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受苦的不仅是穷忙族，连中产阶级也觉得自己活得越发不滋润。

　　一个叫苔斯·贾米森的24岁乔治梅森大学学生也在YouTube上专门给奥巴马制作了一段视频，内容都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原本每年冬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滑雪，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她已经6年没有滑过雪了；她的一个朋友月薪7000美元，怎么算也不是穷人，但一遇到母亲生病，就只能乖乖地每月拿出6000美元用作治疗费，然后自己一日三餐吃土豆；她的祖母当了30年教师，所得到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竟然入不敷出。看起来，穷忙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忙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连生活都成问题。

　　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经济前景和职业前景看上去都不甚明了。除了共同富裕的北欧国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忙是从年轻时开始的，但你老了之后，未必能够摆脱它。

　　中国的穷忙现实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穷忙族，否则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费试用一年的代价争取一份口粮，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混得好点的人也觉得前途不保险，思索得最多的问题是明天该往哪儿跳槽，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快。

　　有人问郎咸平，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都活得艰难。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没办法，这个国家的生态是这样的。我们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量的大学生，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靠低层次的制造业撑着的，要想找工作，去他们那儿。”他说的是事实，“快中国”还没有走到创意立国的时候，“世界工厂”靠规模取胜，而非技术。另外一边，更多的企业在努力减少正职员工的名额，打工、签约、派遣等非正式员工的编制越发庞大，珠三角的企业正在群体策划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德国汽车业也走过这条路，尽管产业越来越赚钱，但总雇佣的正职员工数量却逐年下降，只不过，这种作业方式现在传到了亚洲，中国和越南正在积极采用它。

　　有人说是对职业生涯缺乏规划导致了穷忙族的出现，但个人规划和大环境的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有时候它并没有决定人生的效果，总有不期而至的变化让你的规划死无全尸。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大学毕业，进了移动公司工作，职业命运的起点比他的许多同学高出N个级别，但今年，公司内部一纸内部文件宣布，新员工的晋升和工资增长都以工作年限为参考，5年为一个级别，他的规划也随之全军覆没。是留下来守着每月3000元钱熬生命，还是去外面体验连滚带爬的打工生涯？这简直不是主动的规划，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两难选择。这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

　　穷忙族的出路

　　1998年德国穷忙族占全国在职人员数量的3.9%，但根据最新统计，德国穷忙族现已增加到7.4%，西欧各国的情况差不多，就算富得流油的瑞士也有近30万穷忙人士。

　　富者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靠技术和版税吃饭，穷者留在机械劳动时代，靠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庶务性工作，以求能够挣满工分。不同工种的待遇差异就像社会的贫富悬殊一样，把人分别扔在两极。台湾《商业周刊》给出了一系列教人如何摆脱穷忙的方案，从闲暇时考证照，念EMBA，到学习投资应有尽有，活脱脱一部创富参考书。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后，很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

　　亚洲最先出现穷忙族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让多数人进入到穷忙的行列。5月，八国集团劳工部长会议在北海道举行，今年的议题是“如何找到穷忙族的生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正在揣测奥运会后的经济走向，至少股市上的数字不能给人太多信心，能否找到生机，有时候并不只是穷忙族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