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还是不扶”为何成了哈姆雷特式的追问

    案例1
   
    2006年9月,南京市民徐寿兰老太太在某公交车站等车,市民彭宇称下车时见老人摔倒,扶她至路旁,并且在其亲属到来后一起送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2007年1月4日,徐老太以被正在下车的彭宇撞倒而将彭宇告上了法庭。9月3日,判决的结果是彭宇应赔偿40%损失费计45876.36元。
   
    案例2
   
    2008年8月21日下午,郑州一大学生李凯强搀扶起一位摔倒路边的老太太。李凯强称是自己主动帮扶老太,而老太则称李凯强撞了自己的腰。2009年12月28日,法院因不能判定双方责任而依公平原则判决李凯强承担一半责任,赔偿老太精神及物质损失共计7.9万元。
   
    案例3
   
    59岁的江苏淮安居民周翠兰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失主却坚称丢的是8200元,要她返还另外6500元,并将其告上法庭。
       
    主持人的话
    
    近日,又出现了类似新闻:“杭州八旬老人街头摔倒,众人送衣报警,但都不敢扶”;“山东淄博两个好心人捡到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及各种卡,可两个人都不敢去寻找失主,他们说,即便是做好事,也怕有嘴说不清,只能求助于报社。”
   
    “扶,还是不扶”在当代社会,居然上升成为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本期谈话,请来几位嘉宾,请他们来断一断:扶,还是不扶?
    
    A  既要见义勇为,又要见义智为
    
    主持人:您觉得这种“不敢当好人,不敢做好事”的现象之成因是什么?
   
    李家珉:成因很复杂,知善而不为,明哲保身,主要在于社会风气有问题,要害是信任危机。尤其是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相互防范,人们对行善行为后果的心理预期是负面的,害怕招惹麻烦,甚至风险。这样一来,个人行善与社会公正的成本必然趋高变大,说明我们的社会离成熟的公民社会尚有较大的距离。其成因再深究,也可视作社会转型所付出的一种代价,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然。
   
    主持人:面对这场“信任危机”,从技术层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从伦理教育层面又可以做些什么?
   
    李家珉:从技术层面考量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器物,主要是创设并完善各种监控、通讯等设施,普及并提高防诈、防骗等知识及相关设备工具的效能,例如手机、相机、录音机、摄像头等等,有利于保存与再现原始状态的证据与场景;另一是制度,主要是制订与完善各种行为规则规范,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等文本,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伦理教育层面考量,则需要加强公民教育,这包括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公平与正义意识等,遵纪守法是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奉献社会是所追求的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主持人:在“做好事有风险的”背景下,你会对自己的学生或者孩子做什么样的提醒?
   
    李家珉:我会告诉他们,知其难而为之是人生的积极态度,如果有风险,那就运用智慧与方法加以规避和化解。我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和孩子,既要见义勇为,又要见义智为,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同时,也要善于自我保护。因为现实社会毕竟很复杂,不排斥有心术不正的人或行为,但不能因噎废食。
   
    主持人:学者和民意对于彭宇案的判决都有类似“引发了道德败坏”之类的说法,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李家珉:我的看法,这桩案例的判决,表面看很公正,原告被告都需要承担责任,被告因此应赔偿40%损失费,其实,在原告证据不明的情况下(姑且不说其动机),判被告作赔偿是不能服人服众的,其伤害的就不仅是被告,而且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社会正义之环境与氛围。我以为,在原告被告各执一词,均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应当以有利于营造伸张正义的社会影响为选择与担当。


    
    B  坚信向善的绝对价值并自觉执著地践行之
    
    主持人:在您看来,当代社会“信任危机”的源头是什么?
   
    毛惠彬:我认为,当代社会的“信任危机”,首先源自市场奸商和腐败官员。奸商听命于无止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利令智昏,不择手段,假冒伪劣,欺行霸市,以身试法。腐败官员听命于无止境追求权钱色交易、收益最大化的冲动,利令智昏,以权谋私,徇私舞弊,买官卖官,挑战法律。人们把从一次次被骗中得到不断强化的对奸商和腐败官员的不信任,有意无意地推论开去,变成对任何人、对社会的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可以形成对市场负面作用和公权滥用的一种道义制约。
   
    主持人:在“做好事有风险”的大环境之下,你还会经常鼓励学生做好事吗?
   
    毛惠彬:我会对学生或孩子提醒两点:一,坚信向善的绝对价值并自觉执著地践行之。始终像德雷莎修女所说的那样去做:“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二,当你的善意被误解甚至被栽赃陷害时,应该勇敢并善于运用媒体力量和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主持人:有学者认为“彭宇案不仅引发了道德败坏,还不幸成为了为道德败坏辩护的证据。”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毛惠彬:我觉得上述观点不准确。彭宇案、李凯强案,法官假设“人是自私的”,看到了“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语)的一面,但没有进一步看到,人首先是一定社会的人,人的利益得失离不开别人和社会。用自私性或利己性不能完全解释或涵盖人性的全部面貌,判决因而缺乏逻辑根据。
   
    既然认定彭宇案、李凯强案中彭宇、李凯强们扶起摔倒的老太太的行为,“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纯属做贼心虚,那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可实际上法官却只要求彭宇赔偿40%损失,李凯强承担50%损失。那就证明,两案的法官至少在50%到60%的程度上承认救人行为并不是出于“自私”动机。这就证明“人是自私的”假设存在严重片面性。可以这样说:彭宇案不仅引发了人们对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冷静思考,还因为案子存在的无限夸大人的利己性和初步肯定人的利他性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人们道德评判标准的混乱,把人们引向了不敢向善、放弃向善的新误区。


    
    C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心地善良并且智慧的人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不敢当好人,不敢做好事”的现象?
   
    曹凤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享受到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让每个人切实感受到社会道德建设相对滞后。以上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深入民心的,还有法制意识。但任由我们的社会这么“理智”下去,整个社会必将充斥着冷漠和不安全,这绝不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应该出现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是社会的一种倒退。
   
    主持人:面对当代社会的“信任危机”,从法律层面和伦理教育层面我们分别可以做些什么?
   
    曹凤云:法律和道德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是矛盾的。有法律工作者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我认为,以法律做底线的社会,道德水平肯定不会高。近几年国内因抓小偷而获罪的案子也屡见报端。法律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正侵蚀着良俗。如果在法律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多给良俗以生存空间,将更有利于社会朝向健康的轨道运转。
   
    解决当代社会“信任危机”问题,更有效的手段还是教育。茅于轼先生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出结论:以德治国,是成本低、影响持久的工作。
   
    主持人:面对这一连串的“做好事有风险”的现象,你会给学生和孩子怎样的忠告?
   
    曹凤云:在社会中生存的每个个体都很难改变社会,所以先应学会适应社会。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好事还是要做的,但得以保护自己为前提。这绝不是自私。我会和学生一起分析类似案例,合理规避风险。他们毕竟年轻,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我会告诉他们,见到乞讨者,宁可信其有,可以给予适当的帮助;遇到类似抓小偷、斗歹徒的情况,如果能起到辅助作用就算尽力。类似“彭宇”的场景,最好的方法是打110和120求助。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心地善良并且智慧的人。


    
    D  人性中有很多灰色地带,行善也需要知识和技巧
    
    主持人:在看到这么多好人受委屈的现象之后,面对孩子:“以后我出门看到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之类的问题,你会如何回答?
   
    陆敏:我会反过来问孩子,“假若是你摔倒了,你希望别人来扶你一把吗?”孩子可能会说,“如果自己可以爬得起来,就不需要别人来扶持的;可是如果摔得很厉害,自己爬也爬不起来,那自然希望有人来帮忙一下了。”“可是,别人好心来搀扶你,不巧,你的身体重量超过他能承受的,这样反而又让你重重地摔了一下,那你怎么办呢?”
   
    这样的对话,是有关于同理心的启蒙,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帮助孩子进一步思考,在他施予别人帮助时,要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者的实际需求和心理感受。给予人帮助也是需要周全和技术的。对于求助的如果是老年人和孩子,还是提醒他不要贸然行事,最好向周围成年人求助,再一起想办法,要让孩子明白,帮助别人还需要相关的知识与技巧。
   
    主持人:你觉得学校和老师在引导孩子“做好事”方面可以再做些什么?
   
    陆敏:我会选择一些真实事件(如背景资料中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探讨,引领孩子们看到复杂事件中人性的冲突、道德的悖论以及抉择的艰难。我很喜欢通过经典的文学作品来引导孩子。比如,孩子们都喜欢《哈利·波特》,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在于奇幻的魔术,更在于让孩子们看到一个人走向成长过程中真实的,涉及人生课题的方方面面,青春期的懵懂和冲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背叛,正义与邪念,以及爱的丧失与伤痛、友情的安抚和力量。EB·怀特的《夏洛的网》里的斯图加特、《吹小号的天鹅》里的天鹅爸爸,《海底两万里》中的尼莫船长,都是我会大力向学生推荐的经典。
   
    孩子的心灵相对是比较素净的,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已然感觉信任缺失,如果在孩子的心灵再播种怀疑,那社会就更无进步和希望可言。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和谐与丰富从来都不是只有真而没有假,只有善而没有恶,只有美而没有丑,人性中有很多灰色地带,行善前的犹疑摇摆都是非常真实的存在,恶念中也会有慈善的灵光闪现。
   
    学校会对拾金不昧,热心助学、助老捐款等慈善良好的行为予以表彰,授予荣光。同时,也会提倡自我生命安全保障之下的行善,而不是危险的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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