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经济心理略说(2)

　　所以儒家对未来的看法就持完全不确定的态度，当然这从认知上来说是最客观的判断，毕竟，对于未来如何，确实是不确定的，也正因为如此，韦伯说儒家实际上是最理性的，没有其它任何宗教的观念有儒家这么理性，中国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思想属于早熟，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了一种很理性的程度。我们一般把这种理性称之为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对实用理性的描述比较形象：“使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理知一般也不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维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继承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可以说，实用理性是中国人经济心理的基本前提。

　　而佛教的基本方法就是“止观”，认为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生灭之中，都是靠缘，袁聚则生，缘离则灭，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不足留恋也不值得追求，具体到人生来说，就是轮回的周转，所以要真正达到“****世界”，只有跳出这种轮回，完全走出世的路子。虽然这种思想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但因为各种原因在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民间生活的层次上，因果报应的观念具有持久的影响。但无论是高层次上的对“空”的追求，还是生活层次上对“因果报应”的在意，都缺乏对“利”的追求的肯定。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也是无为，淡泊名利，魏晋玄学发展了道家中不要珍视自己身体的传统，而神仙家则发展了要珍视自己身体的传统，追求长生不老，这就是道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大量的巫术性质的东西，这些巫术都以直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作为出发点。这样，道家分化为一方面表现为淡泊名利的隐士，一方面又表现为以非理性的手段追求名利的术士，但共同之处是都没有促进一种对“利”的理想的追求。

　　所以中国人对未来要么就是持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看法，要么就以急功近利的方法断定未来是确定的，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巫术）进行改变的。对未来完全持不确定的看法，在规划生活时就很难从长远的目标来进行，一般只放在此生的范围内，即使是此生的范围，往往也还是不确定，这样就导致更加缺乏规划的长远性，甚至产生人生如梦、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情形，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儒林外史》）、“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水浒全传》）、“……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等，成为人们所欣赏的一种高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往往也是人们对所追求的名利未能如愿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毕竟，在对名利的急功近利的追逐中，总是要有人遭到失败的。所以，一般来说，基于中国人通常对未来的上面看法，容易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取向：急功近利与淡泊名利，当然，两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种关系，比如说急功近利而往往容易受到挫折，面临挫折转而走向淡泊名利。

　　3、实用理性与“利”的价值

　　实用理性更具有适应性的倾向，而不是更倾向于改造环境。前者将人自身的价值赋予重要的意义，而外在环境的价值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都是提升自己人格品质的手段，都是为我所用；后者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也是为了自身价值的提高，但它是将改造外在环境当作一个很高的目标，以致人甚至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工具。这种区别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没有什么比‘天职’思想更同儒教的高尚理想相抵牾的了。‘君子’是美学价值。因此也不是某位神之‘器’。真正的基督徒，完全的禁欲主义者——不管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则舍此别无他求，因为他的尊严正在于此，因为他正想成为一种理性地改造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有用的工具。”

　　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理空间中，基本上认为“利”的价值不如“人格”的价值高，如沙莲香教授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研究发现，有超过70%的人认为人品与知识应该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只有差不多3%的人认为金钱应该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利”的重要性又是不能真正被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个匮乏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所以虽然从汉代开始就一再打击商人，但商人始终并未真正位列四民之末。同样是在沙莲香教授的研究中，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以人品和知识为最重要的，就下降到16%，而以金钱为最重要的上升到32%，加上以地位为最重要的比例，差不多就到了57% 。

　　这种矛盾的价值观，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只有在两者之间出现完全的不协调时才会感受到。一般情况下，人们拥有了理想中的“名”，往往也相应地拥有“利”，或者拥有“利”以后，通过特定的手段而获得“名”，这在中国并不陌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财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相应地，对财富的追求本身也不能成为一种事业。

　　三、派生出的具体经济心理现象

　　1、中国人的消费原则——量入为出

　　很多国外的研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人们都以极端的节俭态度应付未来。但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中国基本上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处于贫困线上下，节俭是无奈之举。只要对各阶层的人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消费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对于富有的人来说，量入为出意味着一掷千金、仆从成群，对于穷人来说，就是节俭度日了。

　　不仅作为当事人的消费者遵循着量入为出的原则，而且社会规范也约束着人们，认为应该量入为出，人们通常认为同样数额的金钱对于富人和穷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的服务或物品，富人所支付的往往比穷人更多。如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占有财富越多的人，他的仪礼的色彩也越重，反过来说，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又是经济资本的最大消耗者。所以，财富的富有者同时又必须是财富的最大牺牲者（二律背反）。所以也有最近出现的极端情形：某东北富翁住院67天，医院居然收费500多万，其中仅输血就居然达到两吨多，即使如此，院方还声称漏收了130多万！当然，这是一个极端，但一般社会希望人们在消费上量入为出是普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或社会氛围，产生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

　　2、投资倾向——保守与激进并存

　　一些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研究与议论，往往有这样的矛盾看法：一方面中国人是保守的民族，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人是爱赌的民族，并且两种观点都有事实做依据。很显然，保守与爱赌是相矛盾的，真正保守的人不可能具有赌徒性格，赌徒也根本不具备多少保守的人格特质。这一矛盾的论述，也正反映了中国人在投资倾向上的两种趋势的并存，即保守与激进的并存。在此范畴上，真正的中庸人格应该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但中国人在这一范畴上很少具备真正的中庸人格。

　　任何投资都是冲着未来的收益的，但未来的收益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投资倾向既受投资动机——人们对利的态度——的影响，又受到他们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当动机相当时，人们对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判断对行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既受到现实经济条件的约束，又受到以儒家为主的“未来不可预期”传统观念的约束，导致大部分人都追求“万无一失”的选择；但一些极贫或极富者，往往对经济条件的约束不敏感，如果进而受到不确定性后果中机遇的激励，则往往容易采取冒风险的选择，只是在这些冒险者中，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认识水平高的，容易产生出一些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品质，典型的是徽商、晋商的光辉，认识水平不高的，则采取简单的冒险形式，如各种博彩。

　　3、信任问题——有限的范围

　　基于差序格局的横向社会结构，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是有限的，信任的范围主要只限于家庭，或者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向外的扩展，如家族、乡党等，于是在经济关系中存在很多以家庭、家族、乡党为基础的特殊现象。这样有限的信任，一方面使得经济组织的规模难以扩大（对此，福山有大量的数据加以支持），因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突破熟人的圈子，意味着向现代科层制组织的过渡，走向对事不对人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中国人在心理上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所以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很难完成这种过渡，并且难以维持经济组织的长期延续性；另一方面，使得在已有的经济组织中，因为信任的缺乏，导致监督成本的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经济的现象，大都与此有关。

　　4、面子经济与人情经济

　　中国人存在明显的关系取向与他人取向，对于面子的重视是非常明显的。面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翟学伟将“脸”与“面子”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修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种已经形成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虽然两者之间具有同源性，但中国人更偏向来自他人的心理地位，从而更偏向面子，更倾向于只从表面进行修饰、应酬。这种好面子的倾向，也就导致了面子经济特殊现象，即无论是在消费还是其他经济活动中，都倾向从表面做文章。例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奢侈消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子的问题，自己在经济上实力，应该表现出来，以符合自己的身份，即使自己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也要追求面子上的身份与品位。不仅个人层面如此，在组织的层面也是如此，如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就大多与此有关。

　　另外，与此相关的是，因为重关系，而且关系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进行营造的，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就要营造更多的有利的关系。在营造关系的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很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礼品经济，以致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回收礼品”的牌子。礼品经济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心理背景，那就是有希望结交关系的一方，又有能够提供面子或其他资源的一方，后者又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不能直接要金钱，所以还得再到回收礼品的市场上进行兑换。

　　5、工作中的经济心理——敬业的问题

　　既然名或者利才是最终目的，那么对于得到名利的手段往往就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不去考虑手段的问题。具体到工作中，往往把工作只当作一种获得名利的手段，难以把工作真正当作一项事业，于是也就难免在工作中心存侥幸心理，能混则就采取混的策略。作者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个调查，题目是“说一句你在职场最深刻的认识”，结果在8个月的时间内有四万多人浏览了该帖子，回复的超过1000人，根据作者的统计，其中有超过80%的人都是如何在单位混过上司，获得好的评价，相应地获得好的职务或工资的提升，而体会最深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塌实的，占的比例不超过5%。而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往往还被视为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就是翟学伟所谓的“有脸、无面子”的类型。所以许地山先生在对中国的扶箕迷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许多扶箕故事都是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士子学未成便要问前程，临考试又想侥幸地预知题目，弄到他日出来做事的时候，遇事存侥幸心，到不可开交时，又推给命运” 。所以在工作中缺乏敬业精神，可以说是工作中的基本经济心理。

　　6、经济心理的病理学

　　在这一范畴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公私的经济心理问题，即中国人对待公私利益的基本态度问题。就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形看，贪污成风、抹油成自然、公共精神的缺乏等，这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心理前提假设：公共的东西就是没有所有者的东西，没有所有者的东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占有的东西。于是对于公共的物品，要么是先据为己有而后快，要么是糟蹋而后快。这一基本的心理定向，使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注意公私问题的妥善安排，忽视这一倾向往往导致经济活动的失败。

　　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是否会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而同一化呢？或者说这种特殊性的一面是否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保持下去？这是一个现实而又有意义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国际化的影响并不如表面上那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