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表化

　　依我们所见，神经症患者为了跨越真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的差距所采取的一切伪装最终是如何扩大了这个差距。但因为此形象的主观价值极大，所以他必须不懈地做出努力使自己能够接受它。他为此作出的努力方式有多种多样，有许多种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我们将着重探讨一种不大为人所知的方式，其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尤为重要。

　　这种方式我称之为，它是指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感受成好像是发生在个体外部，因此通常以这些外部因素来解释自己的精神障碍。它与理想化行为即逃避真实自我的意图不谋而合。然而，不同的是，理想化行为对真实人格的再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依然停留在自我范畴内，外表化行为则意味着全然放弃自我领域。简单地说，患者会逃避基本冲突，在理想化形象里寻求寄托；然而一旦真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之间的差距达到一个不可容忍的冲突程度，他便不再依靠自身因素，而只有完全逃离自我，把每一件事物都看成发自外部。

　　在此出现的某些现象属于投射行为，意为个人精神障碍的客观化。投射通常指当主观上不接受某些倾向或品质时便将责备和责任转嫁他人，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主宰、自以为正直和懦弱等等倾向，便怀疑他人有这些倾向。在这种意义上，该术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而，外表化是个更为广泛的现象，而责任的转移只是其中的一种。患者不仅把自己的缺点当作是他人的，甚至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一切感受都当作是他人的。一个有外表化倾向的人会对弱小国家的受压迫者深感烦扰，却不到自己感受的压迫。他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而会强烈地从他人身上感受到。在这种关系中，尤其重要的是他浑然不觉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例如，他明明在生自己的气，却觉得别人对他生气。或者，与其说他是对别人发火不如说是对自己发火。再者，他会将自己的烦恼连同他的愉快心情和成就统统归于外界因素。他会把失败归于天意，成功归于偶发环境，高昂情绪归于明媚天气，等等。

　　当一个人感到他的人生，无论是好是坏，都由他人来定夺，他便执意要转变、改造、惩罚他们，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干扰，或者去吸引他们，这些举动都是合乎逻辑的。据此，外表化是一种依赖于他人的倾向——然而是不同于对温情的病态需求所引起的依赖性。它也是一种过于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倾向。无论他居于闹市或郊外，如何种食，睡得早或迟，为哪个委员会工作，这些选择都至关重要。他因此带有了荣格所称的外倾特征。但是荣格认为外倾是性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认为这是通过外表化试图消除未解决之冲突的结果。

　　外表化的另一必然结果是患者意识到一种吞噬人心的空虚感。但这种感觉又发生了错位。他并没有在情感上感到空虚，而是在胃里感到了它，并通过强迫性的饮食努力去消除它。或者他会担心他体重的减少会使他如一片羽毛般飘来荡去——他觉得经受不起任何狂风暴雨。他甚至会说如果袒露一切，他只不过是空壳一枚。患者的外表化倾向越是严重，他就越发变得虚无飘渺、漂浮不定。

　　这个过程的分析就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具体地有助于缓解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因为无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有多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都会在无意识中提醒他注意：他越是成功地接近那个形象，这个反应便越是无意识。最常见的是，它表现在自我轻蔑、自我恼怒和压抑等情绪中，这一切情绪不但令人极度痛苦，而且还以各种方式丧失人的生存能力。

　　自我轻蔑的外表化倾向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鄙视他人，一种是自觉被他人鄙视。两种形式通常是并存的，哪一种更显着，或至少更被觉察到取决于神经症患者性格的整体构造。一个人越是具有进攻性，他就越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也就越容易鄙视他人，也就越不可能想到受到了鄙视；反之，他越是具有顺从性，他因达不到理想化形象而产生的自责便越容易觉得自己对他人一无是处。后者的影响破坏性极大。它使人害羞、呆板、退却。它使人感激声不断——为一点好意和赞扬低三下四地道谢。同时，他又甚至无法接受真诚的友善，而糊里糊涂地认为自己不该得此宽待。他对高傲自大的人没有抵抗力，因为他自身有一部分与他们一致，他觉得自己受到鄙视是理所当然的。自然，如此反应会滋生怨恨，一旦日积月累地受到抑制便会产生爆炸的能量。

　　尽管如此，通过外表化形式体验自我轻蔑具有明显的主观价值。自我轻蔑的体验将摧毁神经症患者建立起的假自信，并将他置于崩溃的边缘。被人鄙视固然令人痛苦，但总有能够改变他们态度的希望，或者心存良好期望认为他们并不公正。当被鄙视的正是自己，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里没有任何求助的余地。神经症患者无意识中感到的一切无望之感都将显露出来。他不仅会开始贬低自己的实际弱点，还会觉得自己就是值得贬低的。因此，即使他的优秀品质也会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渊。换言之，他会自觉自己就是可鄙视的对象；他将此认作一件不可改变、无能为力的事实。对此，治疗过程中有一可取之处，即不触及自我轻蔑感直至患者的无望情绪消失，并不再执着于理想化形象。至此，患者才能够正视他的自卑，并逐步意识到他的自卑感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源于自己的冷酷无情的标准。对自己采取更加宽厚的态度后，他会发现情况并非不可改变，他所反感的品质也并不真的值得鄙视，而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精神障碍。

　　如果我们忘记了保持本人即是理想化形象的幻觉对于他是何等重要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神经症患者的自愤情绪或它呈现出的范围。他为达不到这个形象而感到绝望，也肯定要对自己恼怒，这一事实归于该形象所一贯具有的无所不能感。无论他童年时的境遇如何的不利，作为全能者的他理应能够战胜。即使他理智地认识到他有很大的精神障碍，他仍然为无法排除它们而感到既无奈又恼怒。在他面对冲突的驱动，意识到甚至他也无力实现矛盾着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达到一个极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突然间发现一个冲突而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原因之一。

　　自我恼怒的外表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当患者毫无节制地发泄不满时，就将愤怒宣泄到自身之外。这样，它变成了对他人的愤怒；或者表现出一般的愤怒，或者直冲他人身上具体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正是他反感的东西。以下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观点。一名患者抱怨丈夫优柔寡断。尽管他的犹豫不决表现在一件琐事上，而她却要大发雷霆。了解到她自己也是优柔寡断时，我指出她在毫不留情地披露和责备自己身上的这一弱点。听我这一分析，她突然发疯似地怒火中烧，恨不能将自己撕得粉碎。理想中的她原本刚强过人，这一事实使她无法容忍自身的任何弱点。这种反应，尽管颇具戏剧化特征，但在下一次询访中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刹那间意识到了她的外表化倾向，但还不准备就此罢休。

　　第二种方式表现为患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害怕或担心自己难容的缺点会激怒他人。当一个人确信他的某种行为定会招致强烈的敌视而结果对方并未表示敌视，他简直会感到大惑不解了。又例如，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是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悲惨世界》中的主教一样仁慈和善，她大为惊奇的是每当她果敢行事，甚至面带怒色时，人们反倒更喜欢她，而不是扮演圣人般的角色。从这类理想化形象中可以推测出顺从是患者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种外表化形式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助长了顺从心理，它说明了各神经症倾向之间如何不断恶性循环地相互增长。强迫性的顺从得到增长，因为理想化形象，包含上述圣人般的结构成分，驱使他更加地自我谦避。所产生的敌视冲动将引起自愤情绪。而愤怒的外表化因导致了对他人进一步的恐惧又反过来加强了顺从心理。

　　将愤怒外表化的第三种方式集中表现在身体失调上。自我恼怒显然会引发相当严重的身体紧张，表现为肠疾、头痛、体乏等现象。具有启发性的发现是，当有意识地觉知愤怒时，所有这些症状即刻消失。对这些身体表症我们是称之为外表化呢，还是仅将之看作压制愤怒造成的生理反应，对此人们表示疑虑。但是我们不能撇开患者对这些表症的利用。通常，患者非常希望将他们的心理疾病归于生理疾病，然后又将生理疾病归于某个外部因素。他们心理上并无异常，他们只是想证实一下：由于不当的饮食而患了肠疾，由于超量工作而引起疲乏，或者由于空气潮湿而染上风湿症，以此类推。

　　神经症患者通过外化愤怒得到了宣泄，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自我轻蔑中。但有一点必须补充说明：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自毁冲动真正具有危险性，我们将不会完全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第一病例中列举的患者只是一时间有要将自己撕碎的冲动，而精神错乱者却真的会付诸行动，毁掉自己。如果不通过外表化行为，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自杀者。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意识到自毁冲动具有强大的能量，才设立了自毁欲这一说法（死亡本能）——虽然这一观点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毁行为，从而也少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法。

　　内心压制感的强度取决于患者的人格受控于理想化形象的程度。过高估计这种压力是困难的，这比任何外部压制更糟，因为后者还允许保持内在自由。患者多半是不会意识到这种感觉的，但我们可从情绪的消释和内心自由的获得来判断它的强度。压制感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得以外表化，它产生的外在效果与病态的主宰欲相类似，尽管两者是并存的，但区别在于：内心压力的外表化并不主要是要求他人服从。它主要表现在将同样使自己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他人痛苦。清教徒心理正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内心压迫的外表化表现在对外部世界过于敏感，以致于有些像强迫。每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过于敏感是普遍存在的。并非所有的过于敏感都源于自我施加的压制感。通常有一种因素，即在他人身上体验到自己的权力欲，因而表示忌恨。在超然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强迫性坚守他的独立性，这必然使他对外界压力感到敏感。将无意识的自我强加的束缚外表化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病因，是更容易被分析医生忽视的问题。尤其值得遗憾的原因是它潜在地影响到患者与分析医生之间的关系。患者有可能拒不接受分析医生的任何建议，即便在他分析了他敏感症的种种更多明显的原因之后。在这一局势中不合作斗争变得愈加严重，因为分析医生就是想在患者身上发生变化。他诚恳地告诉病人，他只是想帮助他去进行自我矫正，去挖掘内心的生命之泉，但这种声明无济于事。患者会不会屈从于医生偶尔施加的影响呢？事实是，由于患者不真正了解自己，也就无法判断该接受什么，该拒绝什么；尽管医生小心翼翼不向病人强加自己的观点，但仍然毫无用处。由于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因苦于内在的压制而表现某种症状，所以他只能不加分辨地反对改变他的任何外界意图。毋庸讳言，这种徒劳的斗争不仅见于分析过程中，也必定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任何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只有对患者这种内心活动过程进行分析，才能最终把作怪的幽灵赶走。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对他的苛刻要求，他便越将这种顺从外表化。他会急不可待地达到分析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期望于他的，或自认为是他们期望于他的一切。他会表现得软弱可欺，但在同时又暗自积累对压制的怨恨。结果是他会最终认为人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因而变得怨恨一切。

　　那么，一个外化内心压抑的人有何所得呢？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外部，他就可以反抗，即便只是作思想上的保留。同样，外部施加的限制是可以避免的；也可以保留自由的幻觉。但以上列举的因素更为重要：承认内心压抑即意味着承认自己并非是理想化形象，从而引出所有麻烦。

　　这种内心压抑是否或以多大程度表现在身体症状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凭我的印象它会导致哮喘、高血压和便秘，但我这方面的经验还有限。

　　各种与理想化形象对立的外表化特征留待我们作一番探讨。总体说来，这些特征的外表化是通过投射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患者觉得是他人的特征，或觉得是因为他人自己才有这些特征。这两种过程不一定同时出现。在以下病例中，我们要再次讨论有关问题以及众所周知的情况，但这些实例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投射的含义。

　　一位饮酒过度的患者A抱怨他的情人对他不够关心体贴。据我所知，这种抱怨是没有根据的，或者无论如何也没到A所抱怨的程度。他本人经受着一种冲突，一方面在外人看来他顺从、温和、慷慨，另一方面又盛气凌人、斤斤计较、骄傲自大。在此体现了进攻倾向的投射现象。但为何会出现投射现象呢？理想化形象、进攻倾向仅仅是力量型人格的自然成分，而最显着的特征是善良——他认为自圣·弗朗西斯以来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善良了，也再没有出如此理想的朋友。那么，投射是不是巩固了他的理想化形象？当然是的。但这种投射也允许他实现自己的进攻倾向而又无须认识这点，因而避免了面对冲突。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陷入了难解困境中的人。他不能放弃他的进攻倾向，因为它们具有强迫性。他也无法放弃理想化形象，因为这是他的精神支柱。投射是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它因此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二重性：它使他可以保留骄傲自大的要求，同时又可以做理想化的朋友。

　　该患者也怀疑他情人的不忠。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据——她对他忠心耿耿，就像母亲对待儿子。事实是他自己沉湎于昙花一现的桃色事件，只是对此守口如瓶。在此人们会想到他由己推人而产生了报复性恐惧心理。当然他需要为自己开脱。同性恋倾向的潜在投射这一想法并不有助于说明这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从他对自己不忠行为所持有的特有态度上找到答案。桃色事件并没有被遗忘，但细细回想起来已不再清晰。它们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体验。另一方面，那个女人的不忠行为却显得格外生动。在此，他的体验被外表化了，其作用如前一例一样，都使他既可以保持理想化形象，又可以随心所欲。

　　玩弄政治和行业组织中的权力政治可以作为另一例证。这种操纵的动力经常由有意识地削弱对手、巩固自己地位的企图驱使，但也来自一种无意识的两难心境，与以上陈述的相似。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争权夺利的行为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人在这种争斗中使出全部伎俩和花招而又不玷污其理想化形象，同时又提供一种极佳途径将自愤和自蔑的情绪统统泻泄到他人身上——最好宣泄到他最想击败的人身上。

　　我将指出一种责任可以转嫁他人而他人并不带有患者自身精神障碍的常见方式，以此作一结论。许多父母一旦意识到某些自身的问题便立即想到童年，从中得出全部解释。他们敏感于压制，因为，他们诉说到，他们的母亲专横跋扈。他们易受侮辱，因为童年时遭受过侮辱；他们怀有仇恨心理，因为小时候受到过伤害；他们畏葸不前，因为少时不被人理解；他们有性压抑，因为是在清教徒环境中长大，等等。我不准备在此提及分析医生与患者探究早期影响的谈话，而想说过分热心探索童年只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同样也是漠视于探讨对当前患者起作用的那些因素。

　　由于受到弗洛伊德过于强调遗传观点的支持，所以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有多少是建立在事实上，有多少是建立在谬论上。的确，患者神经症的发展始于童年，而他所能提供的一切数据与已发生的对这类特殊神经症发展的认识有关。的确，他对自己的神经症不负有责任。客观环境的影响是他无能为力的。在不久要讨论的原因中，分析医生必须明确这个观点。

　　谬论在于：患者对基于童年建立起来的那些因素缺乏兴趣。然而，这些因素现正对他发生作用，并潜伏在当前的精神障碍中。例如，童年时他目睹周遭虚伪的人或事，这可能是使他现在变得愤世嫉俗的部分原因。但若他单把他的愤世嫉俗与早期经历相联系，他便忽视了当前愤世嫉俗的需要——一种源自因理想间的背离而自我分离的需要；他因此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价值观来试图解决那个冲突。另外，他要承担其承担不了的责任，而当他应当承担时又拒不接受。他一再强调早期经历的影响，以便安慰自己他的某些缺点确实是由不得自己而产生的，同时他又觉得他本应安然无恙地走出早年不幸的阴影——正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为此有一部分应归咎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它不允许他接受有缺点或过去、现在发生了冲突的自我。但更重要的是，他喋喋不休地说起童年是一种逃避自我的特殊方式，这使他仍然保持一个渴望自省的幻觉。因为他使它们外表化了，他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这些因素；他也无法想象自己是可以积极把握一生的人。既然不能推动自己，他便将自己看成一个一旦滚下山去就必须一直滚下去的球体，或者看成一只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受制将终身难脱。

　　患者片面强调童年这一现象明确地表现了他的外表化倾向，以致于每当我面对这种态度时便知道：这是一个完全和自己疏远的人，并继续要逃离自己的人。而我的预见至今还没有过差错。

　　外表化倾向也出现于梦中。如果分析医生以监狱看守的形象出现在患者的梦里，如果丈夫“砰”地关上梦者想穿过的门，如果发生了意外或出现了障碍妨碍了实现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些梦即是表明患者的一种企图：否认内心冲突而将它归咎于某个外界因素。

　　具有广泛的外表化倾向的患者分析起来特别困难。正像他会去看牙医一样，他会去找分析医生，期望他做一件其实与自己无关的差事。他关心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状，而不是他自己的。他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