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内心冲突,一个神经症患者时而也会心满意足,享受生命中的和谐。但是要想经常享受这种幸福则需依赖很多条件。比如: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觉得开心,除非他是单身独处——或者除非他能与人分享;除非他在控制局势——或者除非他得到众人的附和。事实上,构成幸福的种种条件往往相互冲突,因而,他得到幸福的机会愈加减少。他可能喜欢由他人带头,但是同时又会憎恨这一点。一个女人可能很欣赏她丈夫的成功,但是同时又会嫉妒他。她可能很喜欢开晚会,但是为了使一切都尽善尽美,她在晚会举行前就已经心力交瘁。神经症患者的确能够享受到一时的幸福,但是他极其脆弱又惊恐不安,幸福对他而言只能是昙花一现。
另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幸在他的脑子里占有太重的分量。任何小小的失败都会使他陷入抑郁,因为失败证明他一无是处,尽管失败缘于某些他无法控制的因素。任何善意的批评都会使他焦虑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总是比实际情境所赋予的要不幸和失意得多。
这一切看上去已经够糟的了,但是实际情况更糟。人类只要有希望就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但是神经机能障碍不可避免地导致希望的丧失,神经障碍状况越厉害,无望程度就越高。这种无望可以深埋心底。表面上,神经症患者可能忙于设想和计划以使事态变好:要是他已经结婚,有一套大一点的公寓,换个工头,娶的是另一个人就好了;而对女性患者来说,要是她是个男人,年长一点或年轻一点,高一点或不要太高,那就一切如意了。有时候,消除一些不安因素确实对患者有所帮助。但是通常这些希望仅仅是患者内心障碍的,最后终将失望。神经症患者期待外在的变化带来完美的世界,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和自己的神经症带入新的状态。
希望依赖于外界,这一点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一个年轻人做分析不像原先想得那么容易。随着年龄增加,随着希望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人们会更愿意从他们自身去寻找痛苦生成的可能原因。
尽管当无望的感觉还处于潜,它的存在和力量已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迹象中察觉到。在患者的一生中可能有某个阶段,他表现出对某个事件非常失望,其失望的程度和延续时间大大超过事件所造成的应有影响。一个人可能因为青春期的一次单恋,某个朋友的背叛,一次不公正的被解雇,或因为考试失败而感觉到彻底的绝望。很自然地,人们会首先去寻找到底有什么特殊原因造成他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是凌驾于这些特殊原因之上,人们通常发现不幸的经历耗干了深深的绝望之井。同样地,老是想着死或不时冒出自杀的念头——不管是否有做作的成分——其结果是彻底的无望,虽然外在可能表现出乐观。轻率的表现,即对任何事都不愿意认真对待——不管是在心理分析过程中还是在平时——是另一种迹象,表明在困难面前极易受挫。弗洛伊德定义的消极治疗反应就是这种情况。一种新的虽然有点痛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只会使病人沮丧,他不愿意再一次经受设法解决一个新问题的痛苦。有时候这看起来像是病人不相信自己能克服某个具体的困难;实际上却说明他缺乏希望,即问题的解决能使他有所获益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抱怨某种顿悟伤害了他,令他害怕,讨厌分析医生把他搞得心烦意乱等等就很合逻辑。总觉得自己能够预测未来也是无望的一种表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对生活的一般性焦虑,怕被搞个冷不防,怕犯错误,但是我们发现这些预测总是带有悲观色彩。像预言女神卡珊德拉一样,许多神经症患者的预言大部分是不吉利的,很少有好的。这种着眼于生活的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使人怀疑他有根深蒂固的无望感,不管这种无望被多么聪明地合理化了。最后,还有一种慢性忧郁症,它很隐秘,不知不觉中加剧,不使人觉得是。有慢性忧郁症的人可以表现良好。他们很愉快,享受生活,但是在早上他们可能得花几个小时才能振作起来,再一次去承受生活。生活是一种如此永久的负担以致他们不再觉得它是负担,也不再抱怨。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处于低潮。
无望的根源是无意识的,而无望的感觉却是有意识的。一个人可能被悲观情绪渗透。或者他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无所期盼,只是觉得生活必须忍受。或者他可以用很哲理的话来说,生活本质上是一场悲剧,只有傻瓜才会对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自欺欺人。
在初次接触时就可以感觉到病人的无望感。他不愿意作出最小的牺牲,不愿意经受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不方便,不愿意冒一点点险。他给人的感觉是太自我放纵。而实际上,他是看不出有什么迫切的原因需要他做出牺牲,因为他不想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样的态度也发生在心理分析以外。他安于困境,而本来只要稍作努力或稍有点主动性就可以改变的。但是也可能他已完全被自己的无望感击倒,一般的困难对他来说就好像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有时一句不经意的话会使这种状况明了化。分析医生随意提到某个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病人的反应可能是:“你认为这还有希望吗?”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时,却往往无法说明原因。他会把它推诿到种种外界因素:从他的工作、婚姻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等等。但是,他的无望不是由于任何具体的、一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他对一切都感到无望:生活毫无意义,从未有幸福或自由。他觉得自己被永远排斥在一切使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之外。
或许索伦·克尔凯郭尔对此作出了最深刻的回答。在他的《不治之症》一书中,他提出所有的绝望追根溯源都是对身为自我的绝望。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强调身为自我的重要性,以及因感觉自我被隔绝而产生的绝望感。这也是神宗佛教作品的中心主题。在现代作家中,我只引用约翰·麦克默里的一句话:“除了完全、彻底地身为自我,我们的生存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吗?”
无望是内心冲突无法解决的最终结果,根源是患者对自己成为身心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绝望。神经障碍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这种结果。其基本感觉就是陷入冲突,像被囚禁的鸟儿,看不到任何逃脱的可能性。所有解决问题的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越来越把人与其自我分离。重复的体验加剧了无望的感觉——才能带不来成就,或许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精力被分散到太多的方面,或许是因为在创造过程中产生太多的障碍,足以使人停止求索。这也可以应用于诸如爱情、婚姻、友情等,它们一件接着一件触礁失败。反复失败令人沮丧,就像实验室里的老鼠,本来可以跳到一个开口处得到食物,它跳呀跳,最后发现开口处已被隔断。
另外还有一种想符合理想化形象的事实上的无望。很难说这是不是造成无望的最有可能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在分析中,当病人认识到他远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完美无缺的人时,他的无望感便昭然若揭。他感到无望不仅因为他对达到梦想的高度感觉绝望,更因为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会对自己产生深深的蔑视,这种自我蔑视损害他有所获取的期待,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工作上。
最后,导致无望的因素还有所有那些使人的重心从其自身转移的过程,使他不再是自己生活的积极推动力。结果是他对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而要发展丧失信念;他总想放弃——这种态度,虽然有时候不被人注意,其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被称为心灵死亡。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尽管有(绝望)这种事实……他仍可以看上去……很好地生活着,做一个人,忙于日常事务,结婚,生子,获取荣誉和尊敬——可能没人注意到,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缺乏自我。关于这一点,这个世界不会多加追究;因为自我是这个世界最不愿意寻根刨底来探求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在他所有的东西中,如果被他人知道他拥有自我,这将是最危险的事。而真正的危险,即缺乏自我,反倒会被不屑一顾;任何其他的损失,一条胳膊,一条腿,五块钱或是一个老婆等等,肯定会被人们注意到。”
从我从事监督工作的经验来看,分析医生们通常没能清楚地正视无望的问题,因而没有加以适当的处理。我的同事被病人的无望感搞得不知所措——他们认识到病人的无望,但是没有把它当作问题来处理——结果自己被搞得很绝望。这种态度对分析来说当然是致命的,因为不管分析医生的技巧有多好,作出的努力有多大,病人能感觉到分析医生实际上已放弃了他。这种道理在心理分析圈外也是成立的。没有人能够成为真正有帮助的朋友或伙伴,如果他不相信他所帮助的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有时候,我的同事们犯的是正好相反的错误,即对病人的无望重视不够。他们认为病人需要鼓励,就给了他鼓励——这值得称赞,但还远远不够。当分析医生给予病人鼓励时,尽管病人感激分析医生的好意,但是他有理由对分析医生感到不满,因为在其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无望不是一种通过好意的鼓励即可消除的情绪。
为了大胆地、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上文提到的病人感觉无望时的一些间接迹象,同时弄清病人无望的程度如何。还必须明白他的无望是和他的心理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分析医生应该清楚这一点并直截了当地向病人说明白:他的境况只有在现状继续存在并被认为是无法改变时才是没有希望的。契诃夫的《樱桃园》里的一个场景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家人,面临破产,想到要离开这个有着美丽樱桃园的庄园,大家都很绝望。一位实务家提出合理的建议:他们可以在庄园某处造些小房子以供出租。他们墨守成规的观念使他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计划,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所以他们还是觉得没有希望。就像没有听到方才的建议,他们还是无助地请求是否有人能帮助他们或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他们的指导者是个好的分析医生的话,他会说:“当然现在境况很困难。但是是你们的态度使这件事变得如此绝望。如果你们能考虑改变一下你们对生活的企求,完全没有必要感到如此绝望。”
相信病人能够改变,相信他能够解除自己的内心冲突是一个关键因素,决定着治疗师是否敢于去处理问题,也决定着治疗师的成功机会。就在这一点上,我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明显不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其内含的哲理基本上是悲观色彩的。他对人类的前途的观望和对治疗的态度都标记着这种色彩。基于他的理论前提,他只能是悲观的。人受本能驱动,本能只能经“升华”而得以改变。人期望满足的本能冲动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挫败。他的“自我”无助地在本能冲动和自身也需要改造的“超自我”之间摇摆。超自我是凶险的、破坏性的。真正的理想根本不存在。自我满足的愿望是“自恋”。人的本性是破坏性的,“死亡本能”促使他不是去毁灭别人就是自己遭罪。所有这些理论使人们无法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变化,也局限了弗洛伊德倡导的潜力超群的治疗法的价值。相反地,我认为神经症难以抗拒的冲动不是本能的,而是来自于扭曲的人际关系;当人际关系得以改善时,这种冲动也会发生变化,我相信源于扭曲的人际关系的种种冲突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并不是说基于我提倡的原则上的治疗法没有局限性。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清楚地界定这些局限所在。但是我们已有充分理由相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说认识并着手处理病人的无望感非常重要呢?首先,这种方式在处理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等特殊问题方面很有价值。确实,我们能够通过揭示出病人当时的具体矛盾冲突,从而解除病人的抑郁症状,无需触及病人一般的无望症。但是如果我们想防止病人抑郁症的复发,就必须处理无望的问题,因为这正是病人产生抑郁的深层原因。为了解决不知不觉中加剧的慢性抑郁症,我们同样必须触及这一根源所在。
自杀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像深深的失望、蔑视和惩罚之类的因素容易导致人的自杀倾向;而当倾向表露出来时再来阻止自杀往往已为时过晚。如果我们能对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无望迹象稍加注意,并在适当的时间跟病人谈及此事,许多自杀很有可能不会发生。
更普遍的意义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病人的无望对治疗任何一种严重的神经机能病都构成障碍。弗洛伊德倾向于把所有阻挡病人康复的东西都叫“阻力”。但是我们很难把病人的无望也归入这一类。在解析过程中,我们需要处理向前和后缩的两种力量的相互对抗,阻力和推动力的抗争。阻力是病人用以维持现状的所有力量的集合词。而他的推动力是由促使争取内心自由的那种积极的活力所赋予的。我们利用这种动力进行工作,没有它,我们什么也干不成。这种力量帮助病人克服阻力。赋予他丰富的联想,从而为分析医生提供了更好地了解他的机会。这种力量使病人足以经受住成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使他甘愿冒险放弃给予自己安全感的种种处事态度,开始一种未知的、全新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和他人。这种过程绝非分析医生生拉硬扯可成;必须要病人自己愿意才行。而这种宝贵的力量会因病人的无望而瘫痪。如果分析师不能认识到并处理这种无望症,那么他就丧失了一个最好的同盟来向病人的神经症作战。
病人的无望不是通过一次心理分析就可解决的问题。只要病人不再觉得自己厄运缠身,无法改变,而把自己的无望看作是一个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一步解放了他,使他开始向前迈进。当然会有起伏反复。当他洞察到一些有帮助的东西,他可能会很乐观,甚至过于乐观,但是一旦发现原来新的问题更令人心烦,他会又一次陷入绝望。每次又得重新着手来处理他的无望症。但是当病人认识到自己确实可以改变,窒息着他的无望感就会放松。他的动力也会随之增加。开始,动力只局限于希望摆脱最使其烦恼不安的症状。慢慢地,当病人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桎梏所在,当他体验到自由的感觉后,这种动力会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