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母亲像《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的妈妈,自身价值感完全建立在让别人吃得啧啧赞叹上面,吃—不吃必然演变成家庭中分离上演的战场,她的孩子也难逃美食依赖的命运。
《革命之路》以夫妻争吵开场——妻子不断要求说她自己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而丈夫则步步紧逼,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一个人待一会儿”的需求。直到妻子大发雷霆,歇斯底里……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幕几乎天天发生。如果“大发雷霆”也无法在家庭中制造出“一个人待一会儿”的空间时,接下来夫妻生活中一半会出现“正性3件事”和“负性3件事”。
正性3件事是:1.拼命工作;2.生孩子;3.迁居。通过这3件事夫妻因为面临压力而重新合作,危机可以暂时缓解,所以这3件事往往同时出现。
负性3件事是:1.家庭暴力;2.婚外恋;3.离婚。这3件事让夫妻间的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分手。
夫妻从结婚的第一天就面临一个危机——“分离”。“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的意思就是“我要和你分开一会儿”。这说法让《革命之路》中那个男人恐惧万分,他想尽方法让女人不要离开他,可是他抓得越紧,女人越是远离他。直到最后,女人用死亡——自己的死和婴儿的死,宣告了彻底的分离。
在《革命之路》的结尾,一老太太正在对老头倾诉,而老头取下了助听器,这是另外一个“分离”的姿态。对这个男人来说,如何能够包容和承受他那犹如包法利夫人一样的太太,是他们的婚姻持续的保证。
而面对分离,他的反应是再努把力,再抓紧一些。抓不住老婆的时候,他去抓了其他东西:工作、香烟和小姑娘。在努力工作中,他可以找到无所不能的成就感;在小姑娘面前,他可以体验被人崇拜的自恋感;而吸烟,则会让他找到一个“一个人待一会儿”的空间。当他吸烟的时候,他不再说话,他沉浸到烟草中,他的自我随着烟雾升腾消散。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男人们在一支烟圈起的时空中,真正摆脱了世俗的束缚。声名女人、粮食成就,如过眼云烟,都可放下。实际上,烟草最早也是用来和神灵沟通的。当一个人的头脑中具有一个充满神灵的社会时,才有可能摆脱对世俗社会的依赖。
随着烟草的宗教意义被删除,对其化学作用的依赖就让它变成了“毒品”之一。在此进程中,人类头脑中的神灵社会也被科学社会、商品社会替换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男人普遍存在物质依赖的社会开始了。
从好莱坞到中国电影中,所有古代英雄都是没有物质依赖的,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和关云长;而近代的英雄几乎都有依赖性,尤其是对烟草的依赖,如丘吉尔和毛泽东。还有在国产的三大战役影片中不断嗑瓜子的林彪。
《革命之路》中的男人们,也是在烟雾缭绕中展开他们的生死存亡的。
物质依赖是一种强大的防御机制,精神分析师华伯格(Wolberg)认为,这种控制性的防御机制主要是用来遁入身体中,从而彻底搞定外界。人类之所以会有这种愿望,最早来自哺乳的婴儿对母亲乳头的渴望。如果这个婴儿会说话,他会说“我必须永远地快乐和舒适而不是受苦。”如果这个对“极乐世界”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得到恰当的转化和扬弃,这个人以后就会性地追求极乐世界和神奇事物。
所以,所有宗教都必须有两个许诺:第一,许诺一个极乐世界的存在;第二,许诺在宗教组织中你将会获得完美的母爱——无条件的、满足你所有需求的。一旦宗教解体,人们立即把这两个许诺寄托到科学的身上,弗洛伊德就是这样的。可是这种科学的狂热持续了没有多久,人类的灵魂就重重地被摔倒在那祛魅的现实和肉体上。
《革命之路》中的男人,在幻想中依赖商业成就或者道德规范带给自己幸福;和他老婆幻想去了巴黎两口子就会幸福一样,是走在婚姻幸福的死路上——这条革命之路走进了死胡同。影片中不时出现的烟雾,正是这对夫妻无明迷惑的征兆,也就是他们共享的分离—个体化。虽然表面上他们俩是对立的:一个独立一个依赖;一个野心勃勃一个懦弱无能;一个勇敢果断一个拖泥带水。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代表着彼此的,就像烟草,表面看上去它会造成依赖性,但实际上带来的正是超越。
一对没法升华分离的夫妻必然培养出依赖的儿童。类似《革命之路》那样的夫妻,今天已经是这个社会中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赖。
这个时代是一个成瘾时代,吸毒是精神—物质依赖最极端的表现,而更加普遍的成瘾行为是“美食成瘾”——各国卫生部都在惊呼“肥胖症”已是危害人类的第一大杀手,死亡率第一位的心血管疾病其实是肥胖症的后果。
来自《革命之路》夫妻的那个年代的精神分析师布那什(Brush)50年前就发现,很多母亲用食物安抚和征服婴儿,他们无法把自己的需求和婴儿的需求分开,并且使用食物传递了除饥饿以外的很多其他意义,最终造成婴儿无法分辨情绪的痛苦和饥饿感——这些孩子,无可避免地成为食物成瘾的肥胖者。
美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口欲妈妈”。“口欲妈妈”的特征就是不知道怎么升华分离,也不知道怎么喂养婴儿。比如说,婴儿哭泣不一定是饥饿,而婴儿如果饿得太厉害,也会一开始推开乳房或者奶瓶。
如果母亲像《革命之路》中的那个妈妈,因为有了孩子而去巴黎的壮志未酬,或者去了巴黎后要成天工作忙着养活两个孩子和一个老公,是很难有心情有耐心花时间去耐心分辨这个婴儿的饥饿感和情绪的。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不断地寻找“极乐世界”——一个能够准确满足自己需要的“母体”。
如果一个母亲像《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的妈妈,自身价值感完全建立在让别人吃得啧啧赞叹上面,吃—不吃必然演变成家庭中分离上演的战场,她的孩子也难逃美食依赖的命运。
无论对烟草的依赖还是对食物的依赖,都不是可以依靠增加“科学知识”而解决的。一个从来不肯戒烟的人,却会因为要孕育孩子而毅然戒烟戒酒。这说明,只有生命意义的转变,才是摆脱依赖性的根本之道。——“我是一个父亲了,我要对自己的妻儿负责”,一个男人是这么在孕育孩子前戒断烟酒的;如果他能告诉自己,“我的生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一个来自天空和神灵的使命”,他才可能承担人生的苦难,摆脱对母亲乳头和“极乐世界”的依赖。
《革命之路》的悲剧在于,那对夫妻没法在他们家所在的“革命路”这个地方,发现生命的神圣意味。如果你在“革命路”这个地方没法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理由,你会背起行囊去西藏或者去巴黎,可是你那坚硬的肉下面依旧空空如也。这后现代迷途的依赖性,拖住你梦想的翅膀。虽然它让你无法告别母性和眼泪,可至少它能带来一顿顿温情的盛宴和注意力的高度不集中,这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一种也许不必反抗也不必赞成的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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