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留守儿童有心理健康问题（二）

　亲情如何传递　　

   有人说留守儿童是“城市化的孤儿”。但是城市并没有忘记他们，总还是有人愿意尽力尝试。有人用钱物和新颖的办法，表达对农民工子女们实实在在的关爱。一些项目和活动征集了新衣服、新文具、新书籍、新玩具和充满爱意的手工艺品，通过爱心拍卖筹钱捐赠，同时还征集“爱心妈妈”、“代理家长”，或者让农民工免费与孩子打“亲情电话”，表达社会的拳拳爱心。　　  

   2010年5月，团中央启动了“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并通过完善结对机制、招募项目专员、推行七彩课堂、建立七彩小屋“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廖恳说，这些服务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比如去年试点推行的数百个“七彩小屋”，每个投入约两万元，主要为孩子们配备电脑、电视、书籍及其他文体用品，可以让农民工子女在此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在青年志愿者的辅导下做功课、学弹电子琴，还可与心理辅导志愿者谈心、做游戏。　　

    专家们还不断地贡献知识的力量。　　

    孙云晓曾在北京的几所农民工家长学校开讲座，好几次他去了才发现，上千名家长不知从哪儿赶来，瞪大眼睛，张着嘴，饥渴地学习如何和孩子培养亲情关系，如何让和人格更为健康、阳光。　　

    一个农民工妈妈带着儿子来找孙云晓，“他老想玩儿。”孙云晓摸摸男孩的脑袋，感到手上黏糊糊的，一问才知道，孩子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平时也没有课外书看。爸爸妈妈固执地认为，孩子要有出息就要多读课本和参考书。　　

   “在孩子成长的生活和兴趣上，农民工家长特别需要补课。”孙云晓说。在孙云晓看来，留守的孩子和农民工家长的交流非常重要，其实大部分农民工外出的所有动力就是为了孩子，但一打电话，张嘴就问两件事：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这是一种对话缺失，留守儿童纵有万般的烦恼，一般都不太会表达，甚至说不出来”。彼此的话越来越少，渐渐地，有的孩子不愿接电话，电话越来越少，孩子真的成了断线的风筝。　　

   “再忙碌的父母都可以成为好父母，再遥远的距离也能传递亲情。”孙云晓提出，现在很多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活动尽量提供亲情的替代品，但任何一种温暖都不能替代亲情。就算是相隔千里，只要父母们学会传达爱，孩子也能感受到。　　

   打动人心的1厘米　希望在孩子们身上。　　

   留守儿童是中国时代巨变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历过。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进行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试验，给国家政策决断提供了借鉴，也为解决第二种代价提供了希望。　　原来，在广西4所寄宿制小学，政府投资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崭新的，但孩子们一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每顿都是大米饭加盐水黄豆，天天如此，年年如此。11岁年龄段的学生中，男生摄入能量仅为推荐量的四分之三，女生仅为三分之二，维生素A的摄入量仅为推荐量的4%～6%，维生素C的摄入量为零。孩子们常常感到饥饿，也不活泼。　　

   国家有没有财力和执行力施行儿童营养项目？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尝试。2007年，在测试孩子的健康状况之后，基金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每人每天补助5元或3元，让他们吃上“有菜、有肉、有鸡蛋”的营养餐。孩子们对“一星期能吃三次猪血”的日子记忆犹新，“我们都很开心，身体也比以前好”。　　

   每个孩子3到5元的投入，换回了惊人的效果。15个月后，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负责的测试结果表明：在一些学校，吃了营养餐的学生，能量摄入量达到国家推荐标准的98.5%。他们平均身高长了4.5厘米，比对照学校的学生多长高0.9厘米。另一些学校，孩子们比对照学校的学生普遍长高了0.5到1.3厘米。改善营养5个月的孩子，平均比别的孩子多增重0.39公斤。项目组的人看见，“所有的孩子都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精神面貌也变了”。　　

   这1厘米，打动了人们的心，也让人们看见了希望。　

   留守儿童问题写入顶层设计　　

   “在贫困地区，对学龄儿童的营养干预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人均500～1000元的有限投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改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温家宝总理在基金会呈送的项目研究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政府对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查研究，制定方案，也可在部分贫困省区先实行。” 　　

    此后，“改善农村学生营养”写入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把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作为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条重要举措。2010年10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位学生每天3元的标准在试点地区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对国家而言，在儿童出生后最初几年的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卢迈深刻地意识到，儿童早期发展是有时间窗口的，这一时期的投入将让个人和国家收获惊喜。只要政府和社会充分重视、制度设计合理，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的政策手段，为留守儿童问题找到出口。　　

    除了创新的制度设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和勇气。　　

    在卢迈看来，为了国家的未来，城市化的问题必须走上正轨，这是根本性解决方案。尽管两亿人融入城市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一旦意识到了潜在的沉痛代价，下定决心敞开城市大门，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比如全国每年可以解决2000万人城市化，连续进行十年，渐进式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经费上，哪怕财政不能完全负担，只要愿意拿出钱，以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方式，都可以探索。” 　　

    没有一个社会学家能够忽视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发现，目前，绝大部分留守儿童还不是问题儿童。对社会来讲，仍然处于解决这一问题的窗口期，我们的国家理应抓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