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健康”与“过劳死”的关系

　　多数中年知识分子长期“五不一干”

　　不看病不检查不休假不疗养睡不足带病干

　　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起点。

　　时隔20多年，青年科学家胡可心于2001年38岁时去世，此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他去世后，媒体援引医生的话说：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社会精英们遭遇如此悲剧呢?据医学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证实，英年早逝者91%是因为后天自身的原因。

　　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说是牺牲在亚健康的沼泽里。以新闻工作者为例，在知识分子中，他们是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任务重、亚健康分布密集的人群。近两年新闻界噩耗不断，60岁的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50岁的《楚天都市报》总编辑杨卫平、51岁的《海南日报》总编辑邹爱国等相继去世。近年上海 10家主要新闻单位联合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去世的新闻工作人员中，死亡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这个年龄段，占78.6%，平均死亡年龄为45.7 岁。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职人员中，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其余不同程度处于亚健康状态。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到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身上。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

　　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有如下特点：“过劳死”共同特点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

　　亚健康

　　亚健康是病前状态、临床前期、疾病先兆。出现亚健康就是给健康亮了黄灯，只要注意还是可以恢复的。但可悲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却在亚健康的沼泽里越陷越深，最后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不久前，北京1866名知识分子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患有高脂血症、脂肪肝、高胆固醇血症、肥胖症、白内障、高血压病、癌症等疾病者的比率竟高达84.6%，尤其是40～59岁组的患病率高达90.4%。